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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枫小苑

来的都是客,相逢握握手

 
 
 

日志

 
 
关于我
晨枫  

西西河水浪打浪,一浪打到网易上。我本是喜欢纸上谈兵的一介草民,在西西河那边开了一个小铺子,这是海外华人的一个精神家园。我是一个一坐下来就不动窝的懒人,但架不住友人的邀请,到网易也开了一个茶摊。阿庆嫂是怎么说来着:来的都是客。希望您能喜欢我这小号。来来来,先握一个手! 当然,主有主规,客有客道。请勿随地吐痰,喧哗扰众,或者乱贴小广告。不欢迎指桑骂槐,更不准恶语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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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旧事(上)  

2012-04-23 03:37:09|  分类: 人间琐事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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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儿时的上海,也有几许喧闹,也有几许繁华,但蜗居郊县,却有几分乡野的清丽,和田园的宁静。不知道这算不算风水宝地,反正河汊缭绕,村落点点,朝闻鸡犬之声,暮睹收工的农人。坟头上的袅袅青烟,和地平线上无声地划过的蓬帆,是今天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忙碌的人们梦中都不会出现的景致。

这里当年应该算是近郊了,但郊就是郊,到市区是叫到“上海”。记得小时候,从“上海”回家,公共汽车到“城乡结合部”就没有了,后面的要坐在自行车的后面。当然啦,这是“正规”的载人自行车,书包架上安一块木板,坐着稍微舒服一点点。但一路颠颠地回家,倒也别有乐趣。我是乐此不疲,但父母要考虑囊中羞涩的问题,常常乐趣问题就是次要的,一家三口(那时还是“众人拾柴火焰高”的年代,计划生育听都没听说过,父母怎么就那么有远见呢?)就坐11路回家啦。一走就是两三个小时。我小,可以耍赖,这样老爸老妈就受苦了。后来公交延伸过来了,只要走40分钟就可以到车站了。公交真正通道家门口,那是20年后的事情。

从小就喜欢汽车,什么汽车都喜欢,爱屋及乌,连过路一辆拖拉机也能使我兴奋半天。喜欢闻汽油、柴油味,更喜欢柴油味。要是有机会坐汽车(也就是公共汽车或单位里的大卡车啦),那更是兴奋莫名。文化大革命初期,公共汽车是资产阶级的东西,革命群众“喜爱”坐大卡车,于是公共汽车被带帆布篷的大解放代替。上下车爬上爬下的,大人悄悄地抱怨几句,可我开心得很。还可以挤到前面去,从驾驶室后背的小玻璃窗里,开司机开车。或者踮起脚,把车篷前面的帆布“窗”打开,吹着风,看着景,哇,那个爽啊。不过好景一般都不长,后面的人不喜欢风(要不小资怎么就该好好改造呢?),开不了多久就得关上。后来就乱了,有时是捷克的柴油公共汽车,开起来“突突”的,浑身打颤,换档是一根长长的大铁拐;有时是国军手里缴获过来的老雪佛莱卡车,发动机声音“呜呜”的,像细声细气的哭泣。还是喜欢解放。不过最喜欢的是用国产黄河底盘的柴油公共汽车,听着就有劲。后来“复课闹革命”、“抓革命、促生产”了,原来的正规公共汽车又回来了,我还失望了好一阵,那大卡车多好玩啊。老爸有时喜欢逗我,公共汽车开过来了,但还在老远,他跑到路中间去,假装要被汽车压死了,我在路边急得跳脚:“爸爸爸爸,你快回来呀”,又不敢过去拉。想想老爸也挺可气的,现在该怎么治治他呢?

单位里的汽车队是我最喜欢泡的地方。那年头,汽车队是不同凡响之地,小孩不要说进去,远远地看都要遭到呵斥,大概怕我们受到阶级敌人的利用,加害革命干部吧。小车队里有仰首蹬腿的伏尔加,有贴木车身的老克莱斯勒,最惊讶的是有一辆乌黑油亮的奔驰190,就是老上海模仿的那种,最不起眼的是一辆灰色的华沙。但这辆华沙的出勤率最高,不知道是因为它可靠,还是中国人“差东西先尽着用”的老习惯。小时候不算顽皮,但在小孩追逐嬉闹的时候,还是把腿骨折断了。说来惭愧,急转弯,人转过来了,脚别住了,没有转过来,咔嚓,胫腓骨旋转性双骨折,还好没错位。保健科的女医生一定要东按西按,确认位置后才肯拍片。其实骨折是肯定的啦,也就是为了能用小号的X光片子,所以一定要精确定位,节约嘛。结果“坏事变好事”,要送“上海”的华山医院,考虑到挤公共汽车太不方便,就让小车队出车(送急诊是小车队容许的特例),坐华沙,把我美得呀,腿也不疼了,车里这里摸摸,车外那里瞧瞧,跟一脸威严的司机套套近乎,小心翼翼地拨开窗上的白纱(那年头小车窗上都挂白纱窗帘,大概是怕阶级敌人把车里的革命干部看得太清楚了,好暗杀什么的),恨不得多摔几个骨折,好再坐坐轿车。“活思想”刚一露头,就被老妈一顿臭骂。不过一年后还是又骨折了一回,同一条腿,又捞到一次坐轿车的机会。不过这次不是故意的,打球玩酷,脚踩在皮球上,球的气不足,又是旋转性骨折。以后老实了,玩游泳,总不成让水把骨头给折了吧?还真没有再断过。

其实最早坐汽车还不是这一次。那时西郊公园门外是上海唯一有出租汽车的地方,别的地方都要到出租汽车站预定,这里只要排队,排上就得。那时人们经济不宽裕,叫出租是超豪华的事,结婚叫车也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西郊公园外的出租是所谓微型汽车,现在想来应该是二冲程发动机,声音“嘣嘣”的。两门,后坐的人要把前坐翻下来,爬过去。说它微型还真微型,大概只有老奥斯丁迷你的3/4大,但老外公在那年代算是高收入的了,为了宠小外孙一回,也发过豪兴,叫过一回微型,祖孙三代挤进去,其乐融融。颠得很,声音和油味都大,但没人在乎。上海实在没有什么地方好玩,很多仅有的地方还因为封资修给关了(像城隍庙、豫园),所以后来西郊公园的游人越来越多,星期天和节假日常常可以达到十万,公共汽车的长龙简直恐怖,所以偶尔也咬咬牙叫出租,不过这时微型汽车已经改成带帆布蓬的三轮车了。但我不在乎,只要有轮子、带响的,都成。发动机好像是和轻骑一样的,声音尖利;不用方向盘,而是摩托车一样的把手。人们常叫它“乌龟壳”或“蹦蹦车”。

(二)

虽然在郊县,单位里幼儿园还是有的,我们这些小把戏不能在野地里瞎疯,还是要到幼儿园里去看《收租院》和唱“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上面,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还是要边跳边唱“找啊找啊找啊找,找到一个好朋友”。幼儿园的条件在那时应该算不错的,一座两层楼的红砖房,连着一长条青砖平房。有一大片草地,边上是一溜高大的冬青和松树,树后是一条小河。那时好像对小孩掉到河里也不那么担心,也没什么人掉到河里。我们有时候顽皮,跑到树后,老师看见了,呵斥两声,也没有太大不了的。草地上最好玩的是攀登架,横着爬竖着爬,正着爬倒着爬,可以爬出很多花样。我不大喜欢跷跷板,滑滑梯也兴趣一般。草地前面是围墙。也就是小指粗的涂柏油的细竹竿交叉起来编出来的,真正的防君子不防小人,小孩子都可以把竹竿抽出来,抽掉几根,一个洞就出来了,可以钻进钻出。不过那年头君子多,没人抽竹竿。

幼儿园每天要睡午觉,这是每天最痛苦的时光。为什么要睡午觉呢?睡不着啊。于是瞪着眼,看空中飞来飞去的苍蝇,或飘飘忽忽的灰尘。有时老师连瞪着眼不作声也不让,那就只好使劲闭着眼,看眼皮里面的红红绿绿的“虚空世界”。

幼儿园里小孩没有男女厕所一说,角落里一长条木箱子,上面开一个洞,就开张营业了。下面通到哪里,那时候太小了,不关心,也久闻不觉其臭。那时候老是疑问:为什么女孩子们一定要坐着上厕所呢?那多麻烦啊。但是三八线那是不能含糊的,好男不和女说话,于是这疑问一存就是N多年。不过喜欢观察,到底要观察什么,自己不太清楚,不过观察还是要观察的,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勤于观察,善于观察嘛(嗯,毛主席没有说过?那一定是什么什么说过的)。

每天最开心的时候是放学前,小朋友可以到草地上只有活动,等父母来接。平时玩攀登架、滑滑梯、跷跷板,老师在一旁看着,要排好队,也不能随心所欲胡乱玩出花样。放学了,爱怎么玩就可以怎么玩,老师在旁边,也就是笑咪咪地看着,并不管你。那时候没有现在动不动就打官司的坏习惯,老师不用担心万一小孩摔一下会如何如何。妈妈有时会带一根棒冰,雪糕就比较少了,特别优待的时候会带一根紫雪糕,就是白雪糕外面包一层巧克力的那种,那是非常稀罕的,高级得昏过去了,我也会快乐得昏过去了。更多时候是什么也没有,只有妈妈的笑脸(或苦脸,要看那天单位里上班的情况了)。但小孩子的记忆是有选择的,好事情记得贼牢,所以每天等的时候总有盼头。

住在单位大院里有一个不好,从襁褓到老死都是眼对眼,肘抵肘,一点隐私也没有。几十年过去了,走在路上,正陪着现任大小领导指点当年的革命疆场呢,就听到一声惊呼:“哟,那不是什么什么吗?这么大了!哇,小孩也这么大啦!那年你在班里(此处删去五十二字),我还没有告诉你妈妈哪”。这不,遇上当年的幼儿园老师了,苦心塑造的英雄形象一下子就灰飞烟灭了,羞愧得我无地自容,还只好陪笑脸打哈哈,逃都不敢逃。苦啊!

到大班了,很自豪,我们是最大的了嘛。幼儿园里来了新玩具,有用螺丝的装配式铁皮玩具,可以自己拼装汽车、吊车等等,还有塑料的打针筒和听诊器。但这时。竹篱笆外开始看到带高帽子游街的了,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了。新玩具手里还没有攥热,就不得不放弃:要上小学了。

(三)

文革了。那是一个充满了激情、悲哀和荒唐的年代。上海相对平静,所以小学的时光如死水微澜,没有激情,没有悲哀,但不乏荒唐。细想起来,说没有悲哀是不对的。周围纵横的河汊成了失去活下去的勇气的不幸人们的理想去处。第一次看到死人是在大院的大门前不远。跟着嚷嚷着“看死人去喽”的小孩跑过田埂,看到一个中年女子的尸体,已经捞上来了,横陈河边,衣服还是湿漉漉的,躯体有点浮肿,肤色泛出青灰,那是死亡的颜色,看了不寒而栗。周围的喧闹退隐了,死亡像一种沉重的空气,笼罩着你,渗进你的肺腑,沉坐在你的丹田,带来心底的恐惧。很多年我都不敢到那片河塘去玩。

既然在郊区,小学就是附近的农村小学。学校不大,才三四百学生,家属院里的子弟兵、附近镇上的孩子和农村小孩都在一起上学。人还小,加上那年头大家都要和工农打成一片,没有觉得有什么差别。一直要到中学后期,“人以群分”才有点显现。

小学像一个大四合院,四条粉墙黛瓦的平房,围着一个土操场,南房前面还有一个同样没有草的前操场。说是粉墙黛瓦,那粉墙脏兮兮的,黛瓦也有残破不全。不知道什么黄道吉日,会把墙用石灰水刷一下,那就精神很多了。不过精神不了几天,因为各种各样的标语、毛主席语录、宣传画又上去了,粉墙又变成花墙。地上是青砖的,总是潮兮兮的。教室不大,前面一扇小门,一扇窗,后面再一扇窗。大白天开灯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教室里总是暗暗的。后来扩建了,在前操场边建了一座两层楼的教室,那是很高级的,哪个班在那里上课,胸膛可是挺得高高的。旧平房是砖木结构,几根虎口粗的木梁柱,一道砖,根本不结实,楞小子一撞就能把墙撞塌了。拆旧平房盖新楼时,把木柱一敲,墙就稀里哗啦地倒了。那是第一次看到房子倒了,看起来坚不可摧的房子,那么容易就倒了,小小的心灵里咯噔一下,好象悟到什么道理。不过这道理五分钟后就挥发了,直到现在才重新想起来。

文革了,“教育要革命”,考试不考了,“抄一遍也是好的” ,毛主席说的。毛主席真体谅我们小学生。后来又要“复课闹革命”了,又要考试了。后来又是黄帅,又是张铁生。反正读书是有一搭没一搭的。直到有一天,又要考试了,而且我的算术只靠了67分,还连着两次。那时没有现在这么多大小测验,开始只有期末,后来算有期中了,但也仅此而已,没有小测验这一说。所以两个学期67分,老妈急了。急也没有用,我行我素。直到有一天,上三角恒等式,突然发现数学原来可以这么优美,这么讲道理,才突然开窍。从此数学开始有长进了,到加拿大后竟然可以“掼掼”洋鬼子。那位女老师,我现在还记得,人不高,很精神,说话轻轻的,但很快。我们毕业后不久,正好拨乱反正,她也不久后离开了。现在她该退休了吧?相信还有很多像我这样经她开窍的傻小子,正在遥远的地方感谢她,祝福她。

小学四年级开始,我们也有英文课了。这在当时大概是十分超前的。第一课的内容是Long live Chairman Mao,第二课是A long long life to Chairman Mao。老师说第一句是毛主席万岁,这大概是没错的。这第二句,老师说是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的意思。哪天去问问加拿大的老表们,到底有没有这么说的。这两句差不多学了一个学期。以后还学过什么Hands up,正好是备战备荒的年代,要学着点,有备无患,万一美帝国主义要向我投降呢?

革命了,学校这个无产阶级的教育阵地再也不能让资产阶级老爷们把持了。工宣队进驻了城市里的学校,条件好的还有军宣队进驻,郊区的学校嘛,只好将就贫宣队吧。上海近郊贫农很少,只好由下中农将就。好在对付我们这些臭小资的子女,他们的级别足够了。至于农村子女,那就顾不上了,跟着一块受再教育。其实我们教育都没怎么受,受的什么再教育呢?

贫宣队对我们这些臭小资的子女特别关照,经常教导我们不要有小资习气,可我们连小资什么样也没有见过。但这无关紧要,贫宣队还是一定要把我们教育好,有事没事就把我们揪到办公室去,放学后更是要“关夜学”,要我们好好思考。我们连要思考什么都不明白,反正不管了,思考就是了。经常过了不知道多少时候,贫宣队的“老师”渡着方步来到面前,问我们思考得怎么样了,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他也大手一挥,回去吧,明天再接着思考。

既然毛主席说了,那教育总是要革命的。到底怎么革命,谁也不清楚。学校里大字报总是要写的,写什么呢?抄报纸。本来字就写得臭,还好写大字报把毛笔字练到相对不臭的地步,这也算是文革的一大功劳。光写大字报是不够的,教育要深入革命,要触及灵魂。我们这些小赤佬,灵魂里面空空如也,触及灵魂是真正的捣浆糊,所以只有老师出花头了。语文老师看我写作文还算通顺,就叫我当小老师,上语文课。她帮我从头到尾准备好,我上台当小木偶,也当过几回。

这时候,课程从语文、算术、政治开始扩充了。物理、化学、生物这些太小资了,改成工基、农基。牛顿定律、氧化还原反应不学了,学柴油机、农药和种子。我到现在也搞不清细胞核、细胞壁和细胞的其他什么劳什子;氧化还原反应也是,那电子不老实呆着,乱跑什么?

小学快毕业时,贫宣队决定“我们也要有一个中学”,于是小学附设中学,正式冠名“xx小学附属中学”。这大概是荒唐年代的荒唐事之一。凑巧附近有一所大学,我们就戏称它为“xx中学附属大学”。

中学了,教育继续革命,不分初高中,只有中一到中四。毛主席说了,“书越读越蠢”,十年够了,多读那么多书干什么?外面的世界还在继续革命,备战备荒,批林批孔,批宋江,反回潮,运动一个接一个,我们反正跟着挥小旗,喊自己也莫名其妙的口号。秋季班转春季班,初高中转四年制中学,九年半后我们就被打发了。

(四)

小学里是没有体育课的。劳动人民成天劳动,非劳动人民应该成天劳动,所以不需要体育的。中学了,不知道哪一级领导想起来,毛主席也说过,“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所以我们也有体育课了。于是,土操场上支起了篮球架,照例是没有网的,只有空篮筐。不过这没有关系,给我们一个橡皮球,照样高高兴兴地玩起来。偶尔可以得到一个皮篮球,那是很高级的待遇,要受宠若惊的。我的篮球水平很臭(其实什么球的水平都很臭),让我带球突破,拍着拍着,人跑了,球没了。但我有两个绝招:我会断球,中投还有点准头。有一段时间我也不知怎么的,断球简直断神了,五尺之内,没有断不到的,可惜断到了手,下面就没招了,一运球准丢,一传球准飞,所以还是白搭。一投篮,呵,刚被断球的大老正怒火冲天呢,连人带球一个大盖帽,我就惨了。但是中投准还是有点用的,至少可以帮同伴把对手拉出来,要是不看住我,不用突破就进球了。不过我的带球突破的水平尽管臭,基本动作还是记住了。球场上没用到,挤公共汽车派用场了,要用肩和肘拨开防守的人墙,然后乘虚而入,一气呵成。当然啦,公共汽车上的动作要雅观一点,不要太穷凶极恶,但道理是一样的。打篮球练脚步,还有一个功用:在公共汽车两脚成45度站立,不用扶把手,照样不会东倒西歪。青春年少,要装酷,这是基本功之一。

不过自己打篮球没有看别人打篮球有劲。这别人,不是随便什么人,是中学的女篮。一帮大女生,球是打得没什么好看的,好看的是人。穿上蓝的“线衫、线裤”(那时上海人对运动衣裤的称呼),这在那个年代是最贴身、最性感的服装了。一个个身材惹火美少女,在球场上蹦来蹦去,娇喘嘘嘘,波浪翻滚,把我们看得心潮激荡,暗呼过瘾。够流氓吧。这里面就有后来和某院士唱出一场有声有色的活剧的那位。

老打篮球也不是个事,要换花样。踢足球吧。好在大院里有现成的足球场。照例没网,所以射门是一件很为难的事。射狠了,进球了,要跑老远到后面去拣球。射轻了,又没劲。我根本没耐力,麻秆腿也不是踢足球的料,足球玩玩也就不玩了。不过看足球还是很起劲的。文革后最初的留学生是两个阿尔巴尼亚留学生,一个叫杨尼,另一个名字叫不出来了,好像是什么部长的儿子,很帅,有点苍白,但很少话,总是有点忧郁,现在想起来应该是讨女孩喜欢的类型,但我们是男孩呀,所以还是喜欢杨尼。杨尼开朗,中国话说得好,喜欢踢足球,个子矮壮,跑不死的,脚法也好,是主力。华纺才是上海高校的足球重点,但有杨尼在,华纺算是碰上死对头了。每次比赛,我们这些子弟兵比工农兵还起劲,杨尼也不负我望,常常一脚定音。

那年头没什么电影看,庄则栋率领中国乒乓球代表团访问美国、墨西哥的纪录片,是我们看外面世界的钥匙眼。光怪陆离的外国看得我们眼花缭乱,感情和看火星人差不多。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还有那文革年代唯一不是高大响的音乐,但那外国女人怎么头发像金黄的大花菜(上海人叫菜花)一样?看来打乒乓球有出息,换乒乓球吧。架起一块大木板,两块砖,一根细竹杆,场子就有了。练球更简单了,家里对着墙打。家里地方小,只有大床边的墙是完整的,没有遮挡,那就是它了。结果把墙上的石灰打下来好多,还有墙角的蜘蛛网,掉在床上,被老妈一顿臭骂。有时球从床边和墙的缝中掉到下面去了。床底下堆满了老爸的书,找乒乓球把他的书搞得一塌糊涂,又被老爸一顿臭骂。唉,当李富荣第二真难哪。用竹杆当球网,有时球是从竹杆上面过去的还是下面过去的,双方可以争个不亦乐乎。翻网球就特别了,真球网的翻网球是在网顶上停顿一下,再翻过去,轻轻地落下来;竹竿上就不对了,那是“梆”地一下弹起来。到底是往上弹、往前弹还是往回弹,要看球打到竹杆的部位了。所以很长时间,我们没有翻网球的概念,到用真球网时,看到翻网球,大家都口瞪目呆,不知道乒乓球还可以这样跑。用竹杆当球网,最牛的时候,一板子抽杀过去,可以把竹杆打落了。要是这正好是决定性的一分,就有得热闹了,什么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全扔到爪哇国去了。乒乓拍也简单,正胶拍多,因为便宜,反胶拍很稀罕了。横板基本没有,一面贴胶已经够高级了,还要两面?更多的时候,什么胶也没有,光板。光板打球也有光板的味道。削球、搓球就免了,推挡吧。但那抽球,飘飘忽忽的,捉摸不定。中国队着实应该找我们取取经,这又快又飘的形意球肯定可以把瓦尔德内尔气疯了。

夏天了,打球太热,游泳吧。当然啦,游泳不光强身,还养眼。有时分不清哪个更重要了。呵呵,其实还是分得清的,但是就是不说,打死也不说,嘿嘿。大院里的老游泳池在现在新图书馆的地方。有一个小伙伴是少体校学游泳的,游泳动作十分漂亮,我们就缠着他教动作,什么大臂小臂夹角要120度啦,空中移臂要肩膀带动手臂啦,打腿要大腿带动小腿啦,身体可以滚动但不能扭动啦,一板一眼的,煞有介事。过不多久,池子就是我们的了,别人只有看着我们打出一道道白花花的浪迹的份。游泳是按时间的。为了节约时间,可以早早跳进水里,更重要的是要可以从容地检阅袅袅婷婷地出来、顾盼若干周才徐徐入水的女孩子,我们在家里就早早穿好了游泳裤,游泳池大门一开,买了票就往里冲。出来的时候,则满满地享受冲淋凉水的快乐,听着隔壁女冲洗室(草棚屋顶是连通的)传来的叽叽喳喳和嬉笑声想入非非,恋恋不舍得离去。有的时候,三分钱游泳票我们也不舍得,就等游泳池关门了,再溜进去,反正那细竹杆的“枪篱笆”也是千疮百孔,只要没人看着,钻进钻出是没有问题的。但那是水里已经放了明矾,我们也不管,想想其实挺恶心的。游泳池是25米长的(现在的50米标准池是易地重建的)。有时比潜泳,先比一口气横着潜,不久就可以直着潜25米了。潜泳比完了,比跳水。由于受少体校的这个同学的影响,比扎猛子扎得深显得太土了,就比谁跳得远,潜行浅但是距离长。琢磨的结果是要故意“吃大板”,跳得远远的,但不能太高,在空中一挺尸然后再略一收腹,入水时基本水平,有点虾米。结果人人练得肚子让水给拍得红红的。

小时候的体育,到底多少是锻炼身体,多少是玩耍,多少是别有用心,只有天知道。只有现在摸摸38吋的腰围,想想也算是“不求天长地久,只求曾经拥有”吧。

(五)

现在大院所在地,前后左右,车水马龙,热闹得很。那时,大院像一个孤岛,周围都是农田,其间点缀着一些村落。人民公社化了,所以某村某庄的说法被某某六队、某某七队代替,反正一个村里的人也基本是一个生产队的。大队则要大很多,大院周围的前面属于一个大队,后面是另一个大队的,每个大队有一个小学,中学一般几个大队合一个,一个公社至少有一个中学。

在农村小学,肯定有农村同学,也就有机会到农村同学家里去玩。上海近郊贫农不多,组织贫宣队时都招不到多少贫农,大多是下中农在撑着。由于整个成分比较高,上中农也轮不上阶级斗争的主要对象,所以农村同学大多是中农家庭。记得房子都是瓦房,就是上海郊区普普通通的那种粉墙黛瓦的房子。几家人合住一个院子,院门本身就是一个过厅,前后敞开,两侧各有一个耳房。一个同学的家就在耳房里。青砖铺地,房梁清晰可见。过厅里堆放杂物,还有大量的柴草。上海郊区没有什么树,柴草主要就是稻秆、麦秸。柴草堆起来的草垛,就是我们玩耍的地方。里院有厢房、正房,房主不认得,没有进去看过。同学的家里有红木家具,光泽已经没有了,但威势还在,镂空鼓形的圆凳,鼓形的圆桌(带大理石桌面的),背靠上带大理石的太师椅,当然还有红木的方饭桌,边上带小抽屉的。不知道这是祖传的,还是打土豪、分田地分来的,没有问。

闲来没事时,也会到附近的村子里东转转、西看看。别的记不得了,但记得看到老妈妈织粗布。这不是电影、照片里常见的手摇的旋转式织机,而是一个架子,将纺线像“绷毛线”(小时候帮妈妈把特大麻花一样的一扎毛线绕到毛线团上去过吗?)一样绷起来,然后一个手推着梳子来回梳,另一个手拿着梭子在纺线之间穿来穿去。织出的是蓝花粗布,质地有点像帆布,但没有帆布密实。冬天农闲天气好的时候,老妈妈会推出木制的织布机,坐在过厅前背风向阳的地方,带上老花镜,不紧不慢地、有节奏地推拉一下,然后年迈的手指用不可思议的灵巧把梭子穿过来、穿过去,再推拉一下,再穿梭一下,渐渐地,蓝花粗布就开始成形了。冬日懒洋洋的阳光下,微风中飘动的花白头发,刀刻一样的皱纹,被岁月染得棕黑的木织机,并不绚烂的蓝花粗布,和倦卧一边、半醒半睡的大黄狗,这是一幅难以忘却的童年图画。

另一幅难以忘却的图画就是田野花开得时候。棉花的花像月季花一样,大大的,粉色的;油菜花的花不大,但金黄得耀眼。田野花开得时候,一片片的,间杂着返青的秧苗,像印象派的画一样,散射着不经意的浓烈,和刻意的希望。那时节,上海的河汊里,还有帆船往来。蓝的天,白的云,花丛绿野之间,无声地滑过一片洁白的或补丁打补丁的脏兮兮的帆,这是一幅只有梦境中才能再现的图画。

春夏秋就是农忙季节了,好像一开春后就没有空闲的时候。那是一个以粮为纲的年代,上海郊区普遍从单季稻向双季稻转换,部分公社还种上了三季稻,也就是说,从开春到深秋,水稻从插秧到收割要来上三回。插秧前,田埂会挖开一小口子,水从不远的河里抽上来,从灌溉渠里流进田里,田就成了一片片长方的浅浅的池塘,无风的天气,连天的水田被尺把宽的田埂像棋盘一样整整齐齐地隔开,天是蓝的,田也是蓝的,只有天空中懒懒地飘过的白云,搅动了天地之间蓝色的明净。灌水后的田里,有很多青蛙、泥鳅、蝌蚪,偶尔有小鱼、蚂蟥、水蛇。我们不敢下水田里去摸鱼,怕蚂蟥、水蛇。夏季稻插秧前灌水时,青蛙和癞蛤蟆正多,于是晚上癞蛤蟆就高一声、低一声地咕咕叫着,合着蚊帐外饥渴的蚊子声,吵得人烦躁得很,睡不着觉。

插秧了,农民分两拨,一拨在地里插秧,背负青天,头戴草帽,一手托秧,一手有节奏地母鸡啄米似地插秧。另一拨则在田埂上穿梭挑运秧苗,肩挑着重担,在窄窄的田埂上哼着号子颤颤悠悠地健步飞走,很有一点本事的。秧苗运到了还没完,要扔到插秧的人附近。只听一声声吆喝,一坨坨秧苗就在空中划出一道道弧线,准确地落在下一步要插秧的地方。两拨人配合密切,水平如镜的田里一会儿就盖上了一层嫩绿的地毯。

渐渐地,水退了,秧长高了,灌浆了,成熟了,收割的时候到了。学农的时候又到了。

(六)

农村中小学,支农、学农是家常便饭,一年就要两三回。插秧是大事,秧插不好,一年就毁了。农民不要我们在插秧的时候去支农、学农,怕添乱。收割的时候,就是“锻炼”我们的时候了。

小时候,主要任务是拾稻穗、拾麦穗,要颗粒归仓。大人用镰刀收割后,会在地里留下一些稻穗、麦穗。我们也真的就像小鸡一样,排开队,在宽广得无边的田野里,东啄一下,西啄一下,颗粒归仓了。有时生产队没有正经事让我们做,或者想治治我们这些根不红苗不壮的臭小子们,派我们去拣落地的油菜籽,也要颗粒归仓。油菜籽才多大,油滑油滑的,根本拣不起来。但这还是轻松的,摘烂棉才是苦差使。好棉花摘完了,烂棉花可以做次品棉,没有开出来的棉铃里面也可以扒拉出次品棉来。烂棉花自然烂兮兮的,恶心得很。棉铃有的开了一半,一掰就掰开了;有的只开了一条缝,不容易掰开;最可恨的是,有时好不容易掰开了,里面全烂了,爬出一条刺毛虫那样的棉虫来。

大一点了,就要做正经活了。先是拉割好的稻子、麦子。大人把稻麦割下来,就摆放在一边,我们就去把稻麦捆成一虎口大小的捆。捆到一定数量了,再捆成一抱左右的大捆,然后抱到拖车上,拉到打谷场。田间尺把宽的是田埂,四、五尺宽的就叫拖拉机路,大拖拉机开不了,还是太窄,它们都是直接在田里开,从田埂翻过去,拖拉机路是给手扶拖拉机和拖车用的,就是我们啦。拖车是两轮的铁管结构,底板上是木板,有人叫它黄鱼车,但会和三轮脚蹬的黄鱼车搞混。农民有时会在自行车的三脚架后安一个铁环,骑车拖黄鱼车拉东西,启动的时候要先连自行车带拖车推几步,然后一个鹞子翻身上车再骑着走,否则车子起不动。我们没有这个本事,用手推。装车的时候要顺着装,否则稻秆、麦秆卷到轮子里面,车子就拖不动了。更重要的是,装载一定要平衡,重心落在轮子上,要不然,前轻后重,车头要翘起来,更本没法拉车,方向也是无轨电车;前重后轻稳定是稳定了,但拉车的同时还要提车,太费劲。装载时平衡了,拉得时候还要小心,一点破可能稻垛、麦垛就移动了,一起推车的哪一个人要赶紧站上车去,帮助平衡,翻车了就惨了。我们试过拖车和推车。推车时轮子落在哪里看得清楚,方向控制也灵活,但重车时掌舵的人使不上劲,太使劲了方向不好控制;拖车时总是使得上劲,但转小弯时要控制还提前量,不然轮子跑到田埂下,就翻车了。去的时候哼唷嗨哟,回来时就一个人辛苦点,其他人兴高采烈地坐在车上。拉车的人有时恶作剧,猛跑一阵再突然急刹车,放倒一车人,大家嘻嘻哈哈。脏点累点没事,怕的是稻刺、麦芒,粘在汗叽叽的皮肤上,风一吹,起一大片风疹,越挠越痒,越挠越是小片连大片,反而忍着不去刺激它,过一阵子自己就退掉了。

再大一点,就要割稻、割麦了。两脚略略叉开,弯腰弯腿,左手一捋,抓住一握,镰刀嚓的一下过去,就割下来了,随手往旁边一放,接着下一个。要诀是要有节奏,不要老伸懒腰,老是弯上弯下的,反而腰酸。割到手的事情不多,割到右踝也不多,但割到左踝是很容易的。一天下来,腰就像不是自己的一样。但是我们很自豪,这是大人做的事情呀!这时候,摘成品棉也够资格了,这时就要挑好的摘,不要把次品棉混到成品棉里。新棉花球抓在手里,软软的,很舒服。采油菜籽的事也轮上了,像剥小豌豆一样,把油菜荚一剥,手指在里面一捋,油菜籽就下来了,又好玩,又不费劲。

学农学够了,也要学工,毕竟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嘛。也开过车床,烧过电焊,给电热管里装填填料,做的最多的还是搬运。印象最深的不是干了些什么活,而是工厂的食堂。那是我们第一次“独立”在外面自己买饭菜吃,意义重大。工厂的伙食也比较好,我们吃得乐不思家了。“上下班”要走三公里路,小伙伴们结伴走,一路有说有笑,倒也不觉得远。

干活干累了,一伸腰,躺倒在田边,头枕着田埂,休息了。看着河塘里的水牛泡在水里,不时甩一下脑袋,赶走苍蝇或牛氓,听着树荫下的羊有一声没一声地叫着,聊着小孩子之间的小破事,我们没有电子游戏,没有名牌衣服,没有零用钱,没有明星大款可羡慕。我们生活简单但快乐着。

(七)

小学紧挨着小镇的边上。小镇在旧时的江南很典型,周边有小河环绕,人家枕河而居,一条不宽的石板小径穿越小镇,两旁是两层的红漆木板建筑,中间有的地方有过街楼连接。走在小镇上,像走在峡谷里一样,总是暗兮兮的。镇口有一座小桥,是那种高高的拱桥,面子是石台阶的,推自行车过桥很不方便,后来就拆了,被一座水泥的拱桥代替,可以直接骑着自行车过桥了。那时人们很兴奋,对人们的生活是一个进步,但是现在看看周庄、同里、乌镇、西塘,“咦,我们原来也有这样的桥的呀?”进步是有代价的。

小镇的镇口有小城门楼把门,一头一个,像小天安门一样,不过是白墙黑瓦的。其实小镇不是一直线的,而是T形的,中间伸出来的那条腿好像是后来建的,镇上都是木板房,这里都是瓦房。三叉路口自然就是小镇的闹市,是小镇最显赫的地方了。有几家店铺,都是《芙蓉镇》里那样的。小镇只有稀稀寥寥的几盏鬼火似的路灯,傍晚店铺上门板后,小镇一片静谧,只有人家屋里的星星点点的灯火和袅袅的炊烟,在诉说着生命的继续。

绕镇的小河边是一条小路,路那边就是人家,河沿上有上下的台阶,就是周庄、同里照片里的那种,人们到河边洗涮衣物、瓜果、蔬菜,污物也是往河里一倒了事。常常有船过路。有帆船,机帆船,拖船队,最多的是当地人的摇船。“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就是这种船吧。船上没有浆,只有后尾一支大橹,船老大摇啊摇,手一推,腕一翻,再一拉,又一翻,在水里划出一个8字形,“吱呀吱呀”,船就不可思议地向前进了。河边有公社卫生院,卫生院隔壁就是屠宰场。有时候上课不好好上,溜到这里来看杀猪、宰羊。猪聪明得很,知道形势不妙,又痛恨世道不公,在被杀前,奋力急叫,把对世界的愤怒都吼出来。羊不是不聪明,但要逆来顺受得多,凄凄惨惨地呜咽几声,就蹬腿了。本来河沿是没有栏杆的,大人老吓唬我们,不要掉到河里去。江南水乡的小孩,谁不会在水里狗爬几下呢?不知道哪一年,建起了栏杆,安起了水泥櫈,弄得像公园一样,水乡风味荡然无存了。

附近还有众多类似的小镇。一个小镇有一个紫藤架,不知道多少年的老紫藤,盘根错节地依附在一个同样不知道多少年的大架子上,每年到时候就开花,放出幽幽的清香。另一个小镇,镇口有一株千年老银杏树,远远望去,像一个招手的老者。那段乡间公路特别低,和路边的田差不多齐平,路又特别弯曲,像镜面似的水田里的一条弯来弯去的水蛇。

(八)

那是一个斯文扫地的年代,知识分子必须不断地被改造,所以“斗批改”、五七干校这些就是家常便饭。有时父母都下乡了,我也跟着下乡。单位的五七干校在奉贤。

那时没有浦江大桥,没有过江隧道,去奉贤的汽车要么从闵行西渡摆渡,要么从松江米市渡摆渡。黄浦江摆渡轮是坐过的,但坐在汽车里摆渡还是第一次,很兴奋,老担心上下船时跳板滑下来,汽车掉到黄浦江里去。汽车“咯噔”一下从岸上开上渡船时,有点摇晃。心里又想多摇晃一点,刺激一点;又怕太摇晃了,掉到江里去。江水是灰黄的,但这是黄浦江上游,不脏。

奉贤的公路一边种一排树,我们的卡车就在绿色的峡谷里行进。在原野里要很好辨认公路在哪里,看哪里有一长条树墙就知道了。农民把公路当天然打谷场,稻、麦就摆放在路上,任汽车碾压。

干校的营地有一个小水塔,这是附近的最高点,我们经常爬。不能被大人看到,看到要被骂得贼死,但还是忍不住要爬。水塔上可以看得很远,但很远也没有什么可看的,田野,河汊。不知道为什么,五七干校的日子很少看到蓝天白云,总是阴沉沉的。水塔上有几个大喇叭,向四面八方报告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每天晚上食堂晚饭后,总是革命歌曲节目,总有《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翻身道情》,《红星照我去战斗》《小小竹排向东流》,或者就是样板戏,完了是节目预告,每天差不多内容,但我们还是认认真真地听。有时有电影录音,我们就再听一遍《青松岭》,《地道战》,或者《创业》。然后就是《东方红》,新闻联播,《国际歌》,这就该熄灯睡觉了。

干校附近有当地的小学,我就到那里插班上学。这里条件比原来的农村小学还要差,老师是一个班一个人,不分课目。老师是一个老知青,大概从来没有“上海”来的学生,很激动,对我重点培养,凑巧我的作文写得还通顺,他就使劲辅导,想要送一篇作文到《红小兵报》。折腾了好一阵,送上去了,但后来没有回音,大概给毙了。

奉贤的水是咸的,还有点苦。离海近,所以就到海边去。这是什么样的海呀!一片黄泥汤,沙滩还不如说是泥滩。除了大一点,实在看了扫兴。去赶过海,想挖黄泥螺,什么也没有挖到。只有一大堆乱七八糟的海草、海带。海边有很多芦竹,样子像芦苇,但要硬挺一点,头上也是顶着白白的毛茸茸的“狗尾巴”。

干校的日子很沉闷,但也有亮点。每天早上,“鸭司令”就赶着一大群鸭子出门了。我们很喜欢看赶鸭群。一大片白白胖胖的鸭子,摇摇摆摆、吵吵闹闹地占满了路面,鸭掌噼哩啪啦地拍打着路面,唯恐人家没有注意到它们的来临。鸭司令照例顶着一定破草帽,肩挎一根长竹竿,一步三晃地赶着鸭群。到了竹篱笆在河里隔出来的池塘,鸭子们争先恐后地扑通扑通地跳进水里,然后就满意地游开了。四野归于宁静。鸭子在水里也不安生,有时没事找事,扑扑扑地猛劲拍打翅膀,在水面上滑行出一道水波。有时一个鸭子骑到另一个鸭子上,使劲地拍打翅膀,还快乐地大声叫唤。我们问鸭司令这是在干什么,鸭司令笑笑,并不作答。这种黄色下流的东西,不能污染了革命下一代的心灵。每天都要在河边草从里搜索一下,找鸭蛋,找到了,交给食堂,今天晚上有蛋吃了。

最开心的日子,是跟着干校的船回“上海”。干校的船是一条机动的水泥船,经常在奉贤和“上海”之间跑运输,运的什么我也不知道,大概是干校的给养吧。有时大人和船老大说好了,我就可以搭船。大河、小河,大桥、小桥,大芦苇荡、小芦苇荡,大十字路口、小十字路口,甚至七叉八岔的路口,像高速公路一样,走岔了,就到不了家了,真佩服船老大怎么认得路。转弯时,船有惯性,要算好提前量。最佩服那些拖船队,拖了一大溜船,在弯弯曲曲的河道离扭来扭去。我们的船“嘣嘣”地往前进,河水垂手可摸,看不见河岸上的远处,眼前和身后只有无穷无尽的河汊。很多河汊现在没有了,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时,与河争田时,填了很多。

(九)

备战备荒了,到处挖防空洞。现在人们不常提起的是,至少在上海近郊,还到处挖战壕。钢筋水泥的防空洞造起来毕竟比较费事,战壕挖起来快多了,万一美帝、苏修明天就打过来怎么办呢?

挖战壕没有我们小孩子什么事,挖好了,我们可高兴坏了,那是顶呱呱的游乐场啊。战壕是全土构造的,没有任何砖石、钢木结构。战壕大概一人深不到一点,大人站直了,头在战壕沿上,说是为了打枪瞄准方便。为了全面皆兵,每隔不远的地方设一个土台,个子小的人也可以参加打击帝修反。我们还小,站在土台上也只勉强能看到外面。战壕两侧挖有猫耳洞,有时猫耳洞之间有和战壕平行的连接通道,只能容一人钻过。我们就东钻钻,西钻钻,小孩子打仗有了战场,每天玩得乐不思蜀。要是怕父母看见,战壕里猫腰窜到东、窜到西,大人根本看不见。坏处是伎俩被识破时,大人往战壕边一站,你正自以为得计呢,一直腰,正好看见老妈正往下煽的大巴掌。

土战壕毕竟坚持不了几天,下下雨,刮刮风,逐渐就开始坍塌了。没有适当排水系统的战壕,在上海多雨的环境中,开始积水,养蚊子。文革了,封资修都打倒了,四旧都破了,人们也开始有了新习惯,垃圾就顺手往战壕里倒了。不久战壕就被填了。填也没填彻底,还是高高低低,坑坑洼洼的。我们不介意,平坦的地上不好玩。那时小孩子之间流行自己挖坑烘山芋(北方叫烤红薯)。在市区很多家庭还在烧煤球炉时,大院很早就用上了煤气,所以小孩子对烘山芋没有概念,只听说过好吃。于是我们自己动手,在坡地上先水平地挖一个火膛,再估摸一下火膛底部的位置,垂直挖一个烟道,在烟道内部用几根小铁丝架一个网,下面塞稻草,上面放一个山芋,就开烤了。稻草火力急、猛,但“焐”性不足,常常烤焦了,里面还没有热呢。但是我们乐此不疲,直到父母发现新买的山芋都被我们糟践成炭渣了,给我们一顿课外的再教育。

大院里也有钢筋水泥的正规防空洞。其实也不是真正钢筋水泥的,而是砖砌的,外面抹上一层水泥。砖是自己烧的,自力更生嘛。砖窑就在离防空洞工地百米开外的大操场边上,土是就地取材,近便得很。说到自力更生,那年代的自力更生不光是对外国的,也是对外地甚至外单位的,所以什么都是自己动手,当然大院里的花圃都挖了起来,种菜,也是自力更生的一部分。防空洞里面四通八达,现在老图书馆周边就是几个主要出入口,据说图书馆书库地下室直通防空洞。邓小平说不会打仗了,老防空洞也开放出来,作为大学生俱乐部,后来索性拆了,为新图书馆腾地方。

防空洞是我们小孩娱乐的好场所,但最大的娱乐还是看电影。单位的大礼堂里放电影,夏天有时就在大草坪露天放,架起两根大毛竹杆,银幕一张,各家自己带上小板凳(那时好象不兴直接坐在草地上的),草地上一坐,就开放。高级一点的,还可以带一盘蚊香点上,赶蚊子。电影都是很多单位之间轮流放的,保卫科就派三轮摩托车去跑片,常常赶不上趟,于是放映员就在大喇叭里喊:“跑片未到,请稍候”。后来跑片未到的事情多了,他们也懒得喊了,有专门的一小段片头,放得就是“跑片未到,请稍候”。有的时候跑片是到了,但是赛璐璐的片子放到一半烧起来了,银幕上就看到主人公的鼻子上长出一个奇形怪状的白斑,周边是一圈黑边,白斑迅速长大,还没有等人们醒悟过来,银幕已经一片白,放映机那边传来一阵焦臭味和惊呼声。次数多了,观众也有经验了。

看得电影无非是《地雷战》、《地道战》、《第二个春天》、《创业》、《青松岭》等老片子。外国电影只有老的苏联电影,像《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阿尔巴尼亚电影《地下游击队》(那里面的打进敌人内部但为了拯救战友不惜牺牲自己的佩德罗,至今仍然是老婆认为最帅的),朝鲜电影《看不见的战线》、《卖花姑娘》。到后来放罗马尼亚电影了,记得《多瑙河之波》里面的安娜坦胸露背,看得大大小小一个个血脉喷张,看得政工干部不知道如何解释兄弟党怎么对如此“黄色”的事情面不改色心不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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