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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枫小苑

来的都是客,相逢握握手

 
 
 

日志

 
 
关于我
晨枫  

西西河水浪打浪,一浪打到网易上。我本是喜欢纸上谈兵的一介草民,在西西河那边开了一个小铺子,这是海外华人的一个精神家园。我是一个一坐下来就不动窝的懒人,但架不住友人的邀请,到网易也开了一个茶摊。阿庆嫂是怎么说来着:来的都是客。希望您能喜欢我这小号。来来来,先握一个手! 当然,主有主规,客有客道。请勿随地吐痰,喧哗扰众,或者乱贴小广告。不欢迎指桑骂槐,更不准恶语伤人。

网易考拉推荐

海上旧事(下)  

2012-04-23 03:38:13|  分类: 人间琐事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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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那是一个“人定胜天”的年代,唯武器论是要批判的,但这还是不能抑制幼小年龄对科技的好奇心。忘记了是哪一个抓苏联特务的故事里提到一句“电子手枪”,这极大地激起了我的好奇心,在好长一段时间里成为每日艺术创作的主题。那是一个什么都缺乏的年代,铅笔好说,一支铅笔可以用好久,我喜欢用1B的,写字清晰、舒服,但为了节约,还是经常用更加耐用的HB铅笔,还有同学用1H的,更加耐用,但写字很不舒服。但是纸的问题就不大好解决了。练习本上不能乱涂,老师要骂,老妈也要骂。练习本上撕一张纸下来更加是大逆不道,课本都是用包书纸包好的,练习本也是小心翼翼地不使边角弄毛了,撕纸是不可思议的。好在老外公在医院的教材室做事,由于照相和冲印技能也到放射科帮忙,可以拿到X光片的包装纸。那是一盒X光片子里垫在X光片子之间的纸,淡蓝的颜色。X光片子拿出来用了,包装纸就没用了,就成了我的艺术创作的画板了。上课没有心思,就画飞机大炮,当然还有汽车。不大画美女,更加不画花鸟虫鱼,没兴趣,也不会画。班上有个同学画画很有天赋,教我画MM,也只是额头到脖子,漫画级的细节,基本上就是一笔画下来的那种。这个学会了,但要加头发就抓瞎了。脖子以下,呃,太复杂,想想就晕,坚决不画。

X光片的包装纸太薄,有时候有牛皮纸(现在还有这个说法吗?在北美就叫brown paper,做纸袋用的),用来包书就很合适。那时候包书包出经验了,不仅可以包得服服贴贴,还可以在封面封底的角上包出一层额外的“装甲”,避免书角弄毛弄皱。书包好了,封面和书脊上也写上书名,否则一排包好的书就分不出来谁是谁了。包书的习惯一直坚持到读大学,这时候条件好了,铜板纸精印的大幅广告也多了。彩色包书纸不写书名都容易分辨,反正那时年轻记性好,也没有太多的书,没有拿错书的问题。不知道是不是从小有包书习惯的缘故,现在对有dust jacket的书特别喜欢。Blurb做电子书的时候,不喜欢直接精印在封面上,还是选dust jacket。真是old habits die hard啊。

今天家里有,呃,9个双门书橱,3个单门书橱。当然不全是书,还有好多摆设和DVD,但总也有60%以上是书吧。想想惭愧,从老爸那里继承了嗜书的习惯,但好多书买来了,随手一翻,就进了书架。自己对自己说:以后有时间再仔细看,但是以后又有了以后,书倒是越积越多了。妻子喜欢在iPad上看书,朋友喜欢用Kindle或者Cobo看书,我还是喜欢翻看纸质书。这是一种说不出来的bond,好象只有这样才算看过这书一样。平时网上看东西远比看书多,但看到一本新书、好书,明知猴年马月才能去读,还是非要买来装上书架,好象毒瘾一样。

现在想想,现在孩子们的读书条件真是好啊,只有读不过来的书,没有没书可读的问题。那个时代没有什么书可读,就看毛选后面的注解。毛主席说了什么没兴趣读,但后面的注解好看得很,尤其是毛选四卷,三大战役期间的文章注解里把战役经过、战果等解释得很多,我的解放战争史就是那里看来的。

除了毛选外,只有《微山湖上》、《向阳院的故事》、《艳阳天》、《金光大道》、《沸腾的群山》这些革命浪漫主义经典可看了。好在老爸的学校是百年老校,图书馆里有一些好书。毒草之类是不可能借出来的,但是《科学年鉴》可以。老爸有时借会来,晚上不能多点灯,浪费电,打手电浪费电池更是不可能的事。早上天蒙蒙亮就在被窝里借着窗口微弱的光线开始看,直到该起床去上学了。老外公医院的图书馆里有40年代的老版大英百科全书,可以借出来,但不能拿回家,我就缠着老外公给我讲飞机、汽车、火车、大炮。老外公翻到印象派、浪漫派、古典派音乐、绘画、建筑、雕刻的那些段落,我不敢哈欠连天,但神游五指山是肯定的。

文革后期,读书的禁忌逐渐松了,各种前毒草开始悄悄地出笼。像春天地下的野草一样,不知道从哪个角落,就倔强但隐秘地钻出来了。书非常稀缺,所以都是传看的。有一次借道一本《基督山恩仇记》,不能通宵,只好晚上家清晨天蒙蒙亮一顿猛看,好象一天就看完了。也必须看完,后面人家还排着队呢。

不过四大名著开禁早一点。要批《水浒》,总的让人家看《水浒》才知道在批什么,所以出了一个少儿版《水浒》,很多地方有删节,梁山上排定名次后,后半部罗贯中续写的也割掉了。但删节的《水浒》总比没有《水浒》好。在《全本金瓶梅》泛滥成灾的今天,现在这文革少儿版《水浒》可能成收藏版了。《西游记》记得是完整的,《三国演义》也是,或许是看到老版本的缘故。记得这两本书看的都是繁体字,我的繁体字就是看《西游记》和《三国演义》练出来的,谁说认识简体字就认不得繁体字?《红楼梦》太毒草了,腐蚀革命青少年身心,所以没有解禁,本人也就到今天都没有读过《红楼梦》。读书是有一个时候的,青少年时酷爱读小说,现在好象对读小说的热情就低多了。上一次读小说是刚出国不久,读Tom Clancy的几本书,从Hunt for Red October、Patriot Game、Sum of All Fears、Cardinal of Kremlin到Without Remorse,后面的就不能读了,臭不可闻。哦,那不是读小说,那是在练英文呢。

(十一)

那是一个物质贫乏的年代,也是一个宣传至上的年代。中苏友好大厦改名工业展览馆,但是陈列的工业成就并不对老百姓开放,只有组织参观的时候才得以一瞥。那是第一次看到18吋飞跃牌彩电,那是天顶星级的高科技了。说到电视机,9吋黑白电视机就是条件很好的非特权家庭中最奢侈的家当了。老外公的弟弟是中国神经科的创始人,曾为毛泽东出诊,家里有一个9吋黑白电视机。他家在复兴中路上海跳水池边上,很好的洋派公寓,家里还有老式冰箱和烤箱,都是当年上海一般家庭不敢奢望的东西。我对走亲戚热情不高,对高攀显赫亲戚更加没有兴趣,但那个9寸电视机是莫大的吸引力。

后来9吋电视机开始多了,隔壁邻居也有了一个。邻居的来头不小,新四军时代的科长,后来是三野的。解放后不知道得罪了哪路神仙,发配到大学当校党委宣传部长。即使如此,那个时代大学的行政级别很高,党委宣传部长也是很牛气的。但后来每况愈下,文革中有批斗、干校什么的一样没拉下,“解放”了也只混了个校办印刷厂厂长,算是和当年干宣传沾点边了。改革开放后病逝的时候,追悼会来了一大帮老战友,把本想随手把老家伙打发到火葬场的小青工们唬得一愣一愣的。老家伙政治上不得意,但干部级别在那里,于是家里有了一个9吋电视机。

说起来,老干部进城后,讨了一个宁波有钱人家小姐。但是夫妻两人没有生育,领养了一个女儿。女儿比我大,但从小有个怪毛病,要夜尿。于是时不时邻居家就棉被、褥子晒到窗外,我们就知道,哦,xxx昨天又尿床了。时间长了,不光邻居知道了,大院里大大小小的人们都知道了。那个时代又没有什么娱乐,大院里不管愿不愿意,人与人之间都知根知底,这点事情怎么可能不顶风传十里呢?于是,一旦被褥晒出来,不光我们知道,整个大院里几千号人都知道了。女孩逐渐长大了,出落得亭亭玉立,但还是尿床不止。老干部在外面窝囊,回到家里还摊上这么个烂事,心中怒火,就打女儿。16岁了还扒下裤子用拖鞋底打PP,这在今天可能要轩然大波了,但那时也就是邻居冲过去阻止。那时候人家打小孩的事情不少,各家共用走廊、厨房、厕所都是常事,没有关起门来家天下的事情。别家小孩不知好歹,非但不兔死狐悲,还跑去看热闹,打小孩的大人也不在意。但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老干部打女儿PP的时候,家里大人就不让我们去看热闹了。

不像有些受到批斗的干部子女,老干部的女儿漂亮、活络,在外面没有吃什么亏,和后来与某院士演出一场活剧的另一位漂亮小姐是好朋友,属于popular girls圈子里的。但要是有人“戳壁颊”(上海话里揭短的意思),她就一定发飙,有的男孩知道这一点,故意刺激她,这也成为大院里的“月经戏”了。小孩子嘴损,大家背后給她起个外号:“擦丝囡”。没人当面叫她这个外号,只有过一次,一个混混当年开涮,结果两人打起架来了。那个时代16、17岁的男孩、女孩站得近于3尺都怕被人家骂“流氓”,男女当街打架那比Brad Pitt跟凤姐当街唧唧歪歪还要稀罕了。两人大战300回合,打累了,各自回家。看热闹的小屁孩们也做鸟兽散,该干嘛干嘛去了。这个外号什么意思?嗯,这就不解释了,懂上海话的人自然明白,不懂的,啊,就不必懂了。

另外有个女同学,母亲在文革初期受不了迫害,上吊自杀了。还在小学的女儿从此当家。人其实挺漂亮的,但从此沉默、寡合。有个不知好歹的混混刺激她,结果也打起来了,混混对着女孩“开腰包子”,女孩就一个一个大耳刮子扇回去。小屁孩看热闹,但大人看不下去了,把他们拉开。不知道谁关照了,混混后来收敛一点了。女孩继续沉默、寡合,但也从此没人再惹她了。不知道她现在在哪里,干什么。

(十二)

大院里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那是一个没有阶级的年代,或者说和工农子弟打成一片的年代,所以玩的小朋友中什么家庭的都有。但玩着玩着,教师、医生的子弟就玩到一起去了。但是教师也有各种各样,其中有政治老师,有些是还是解放牌老革命。那个时侯,党的形象是彻底的伟光正,党员都是头上带着一圈光环的,党总支书记更是了不起的领导阶级。一个同学的老爸就是,同时是马列主义教研组的组长。他家里有全套《星火燎原》,我们就挑有打仗的段落看。还有一套志愿军的(《红旗飘飘》?),杨育才、胡其道都是从这里看到的。那叫看得一个热血沸腾啊,白日梦就把自己做成志愿军英雄了,提上一筐手榴弹,只身打退上百美军的轮番冲锋。但真正看到美国人还是在1973年。基辛格访华了。

基辛格当然轮不到我们看到,连“欢迎欢迎,热烈欢迎”的资格都没有。家离虹桥机场其实还有至少20公里,也不在通常的起落航线上,但不知道为什么,基辛格的波音707从我们那个方向起飞、着陆。那是错不了的,应为那个年代没有什么民航飞机,更没有这样的四发动机喷气客机。第一次看到不明所以,听到新闻简报里提到,就对起来了。后来常来常往,就不陌生了:“哦,基辛格又来了。”

也是差不多的时候,就在离“楼倒倒”不远的地方,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卫星地面站。据说改开后那里还可以通过单位组织进去参观,但当时那是军事重地,走近都是不可以的。不过天线圆盘至少十几米直径(或许没有,小时候看什么都觉得大)。远远地就能看到。天线圆盘是乳白色的,抛物面在不同的光线下形成变幻多端的阴影。清晨或者黄昏的时候,玫瑰色的斜阳照上去格外好看。我们下乡劳动的时候,有时就在卫星站附近,我就会一边三心二意地干着活,一边呆呆地看着卫星站的天线,想象着不知道什么事情。那个时代见识少,连可以想象什么都想象不出来。

想起来,附近有一个高炮连,就是在老者招手的银杏树和水蛇般乡间道路的那里。高炮连装备的是100毫米高炮。那个时代,沪闵路上经常有拉到奉贤、金山靶场射击的民兵高炮,37炮、57炮见得多了,偶尔也有85高炮,但民兵没有100高炮,这是解放军专有的。说起来,小高炮真打起来没有听见过,倒是这100高常听见。或许那时候没有多少汽车、火车,小孩子也感觉特别灵敏。高炮连不大白天大炮,总是晚上,大概在练夜战?一个连齐射的话,5公里外都能感觉到。这还只是发射时的后座,要是大口径炮弹密集掉下来,这可真是天摇地动了。出国后一个同事来自德国,1945年的时候他4岁,在汉堡跟着妈妈跑防空洞,天天听天摇地动。他一个叔叔是战斗党卫军,还好从苏联战场活着会来了。好些人谈起打仗好象很刺激的事情,真的碰上天摇地动,不知道还有多少人会这样想。

大院里有一个大操场,大操场那头有一道二十来米高、四五十米长的小土山,高炮连有时候会到这里来打靶,靶子就立在土山前面。打靶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大喜日子了,都过去看热闹。枪声一停,小孩子们就冲到土山前,挖子弹头。解放军很紧张,怕出事,常常要呵斥我们,我们还不解,不是说解放军最亲吗?怎么那么凶呢?非常偶然地,高炮连也会来打轻机枪,那对我们就是过节了。

(十三)

那个时侯没有什么节,只有春节两天、元旦一天、国庆一天放假。还有一个节不放假,但是有优待,那就是12月26日毛主席生日。单位食堂会发大排面。当然不是敞开吃,一人一份。大排面是很隆重的事情。那是一个需要肉票的时代,不光肉需要票,豆制品也需要票,粮票、油票、布票、肥皂票、工业券等,名目繁多。而且粮票还有本地粮票、全国粮票,肉票还有肉票、鱼票,布票还有布票、纺织券(后者可以买化纤制品)。除了票多,每家每户的购粮证也同样重要,每月每家有大米若干斤的定额,籼米若干斤的定额,超过了定额,有粮票也不顶用。买米面时,要带上粮票和购粮证,买好后在购粮证上写好本月用去定额,超过了就只有买籼米或者面条、面粉。上海人爱吃大米,通常大米的定额先吃完,然后是籼米,再后才是面制品。如果邻居中有北方人,那就好了,可以交换定额。那时候大家都互相信任,你要用我的大米定额,喏,把我的购粮证拿去吧。这在今天就不大好想象了,要是……

元旦、国庆除了放假一天外,没有什么有待。但春节会加发年货券。这是好东西啊,平日买不到的鸡蛋、鱼、肉都指望它了。但是有券还不够,还要早起到菜场排队,5点钟都是晚的了。去晚了,肉票只能买点大肥肉,鱼票也只有手指头粗的小带鱼给你买了。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年代猪不长个。奇怪的是,只长肥肉,不长瘦肉,这是很有技术含量的。里脊肉只听说过,没有见过,八成是猪都不长里脊肉了。大排是高档货,小排要此一点,肋条更次。肉票不是按斤计量的,同样分量的肉票买大排只有这么些,小排多一些,肋条基本加倍。这也是讲道理的,按斤计算的话,那么多骨头不吃亏了?肉糜应为是杂肉摇出来的,也可以多一些。大肥肉后来都摇进肉糜了,三分肥肉是少的,有时候看着就是白的多红的少。

海里的鱼也营养不良似的,小而且少。黄鱼早就是稀罕物了,接下来鲳鱼也开始稀罕了。带鱼开始还比较多,后来也稀罕了。到后来大路的鱼都不见了,于是上市橡皮鱼,忘了学名叫什么。清理的时候,要把鱼皮像脱衣服一样剥掉,否则那鱼片真是坚韧如橡皮,根本没法吃。不过剥掉鱼皮后,味道还是不错的。虾是没有的,螃蟹也是没有的。偶尔有梭子蟹,也叫海螃蟹。其他海货也很少见,像毛蚶、黄泥螺什么的。市区小菜场有时有螺丝,郊县就不大看得到了。

豆制品也是稀罕物。豆腐、豆腐干、百叶比较多,油面筋和油豆腐就比较稀罕了。买菜都是要细水长流的,豆腐不经放,比较少买。豆腐干比较经放,百叶更加经放。干的百叶皮可以放好久,吃之前用温水泡软。油面筋和油豆腐常常用来塞肉。肥肉糜用酱油、酒调好味,塞到油面筋或者油豆腐里,既吸掉油腻,又增加体积。记得葱姜用的不多。不知道为什么,葱姜都很稀罕,烧菜的时候只是放一点点。

好在葱可以自己种。这东西容易活,只要有土,买来的小葱插进去,自己就长起来了。老干部邻居种了一些葱,整个楼道里都有的共享。

蔬菜还是比较多,不过种类不多,青菜、卷心菜、白菜(上海人叫黄芽菜)、鸡毛菜(其实就是小青菜)。在乡下有一个好,可以自己去挖荠菜或者马兰头。野的荠菜比较少,马兰头多一点。马兰头洗干净了,少少地拌点酱油和蔴油,还是很好吃的,要是撒一点糖,就更好吃了。莴苣上市的时候,削了皮,撒一点点盐,撒上蔴油,生拌了吃,那是真好吃。上海郊区河塘多,茭白就比较多,炒着吃,有点肉丝就更好了。文革后期,蘑菇开始多起来了。郊县有很多蘑菇棚,我们有时候到蘑菇棚里去玩,立面有一种潮湿的略带酸味的气息。但新鲜蘑菇大概是都出口了,小菜场里多的是蘑菇根。就这也不能放过,买会来,洗干净,略略煸炒,然后和油一起放进酱油里,泡起来,吃面条的时候拌着吃,这就是连主食带副食都全了,很高级的。新鲜蚕豆上市的时候,买一大堆回来,我的任务就是剥蚕豆。一大堆蚕豆剥出来也没有多少,体积都被蚕豆壳占去了。但是嫩蚕豆清炒,加上葱花,那真是太……太……好吃了。豌豆比蚕豆稀罕,新鲜豌豆剥除来,炒了吃,那是入口即化。有时候豌豆多了,那就炒鸡蛋吃,这就是很奢侈的了,应为鸡蛋是配给的。

鸡蛋的个子都小,一斤有十来个,不过都是红壳鸡蛋,白壳鸡蛋反而稀罕。白壳鸡蛋今天被嗤之以鼻,但白壳鸡蛋个子大,一斤鸡蛋里,蛋壳占的比重小,在需要蛋票买鸡蛋的年月里,这还是有优点的。买不到新鲜鸡蛋的时候,有时有冰蛋卖。现在的人可能不大知道这冰蛋是什么东西。这就是去壳打散的鸡蛋冻成一个大方块,吃之前化冻。应为已经打散了,所以是不成形的,冻蛋一般都加过水,所以炒鸡蛋都不好,只能炖蛋羹或者做蛋饺的蛋皮。另外,家里没有冰箱(有冰箱都是1979、1980年以后的事情了),冻蛋是现吃也不是,贮放也不是,所以不大受欢迎。

尽管买菜难,菜还是要买的。天不亮就早早起来排队,这成为上海人每天的第一个功课。买什么都要重新排队,长长的队里就有好多篮子、砖头、板凳“占位子”。那是人们老实,队伍往前移动的时候,这些篮子、砖头、板凳都跟着往前移动,于是精明的人在各个队伍之间穿梭,同时排几条队。后来大家都这样,再后来队伍一动起来,篮子、砖头、板凳就被“挤”到一边去了。但是大多数时候,排队的时候还没有到小菜场开门的时候,人们就耐心地等开门。倒也不多话,绝对没有大家凑在一起骂ZF的事情。文革多年了,老运动员了,都明白祸从口出的道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莫谈国事,连家事都不大谈。我家不大去凑这个热闹,有吃的就行了,好点差点反正就那么回事。不过到了过年过节的时候,还是要去排这个队,于是不但懒觉没得睡,还要数星星,盼太阳,连胡思乱想都不知道想什么好,真是闷出鸟来。

(十四)

那个时代是没有旅游这个概念的,但是老妈还是带我去苏州玩。说起来,更小的时候还到无锡去玩过,那时我只有6岁,文革刚起爆,还没有发出来。无锡没有什么印象了,只记得太湖边上的鼋头渚。天上下着小雨,四周一片朦胧,只有我们一家三个人的小船在湖上飘荡。老妈削苹果,把手削破了;老爸用老外公那里借来的照相机在拍照,那是我们一家人罕有的旅游留念。老爸不精于照相,对机械的东西敬而远之,但那一次大概是心血来潮,拍下了好些如今看来十足纪念意义的好照片。除了这几张照片,我对无锡的印象只有鼋头渚水边岩壁上巨大的崖刻大字的。字当然是不认得的,但字之大流下了深刻的印象。二十年后再游鼋头渚的时候,看这字也没有多大。看来小时候和长大了对事物的尺度印象真是不同。

到苏州已经是文革中了。记不清那是哪一年,应该是1970年吧。老爸老妈都是苏州中学毕业的,老爸还好,但老妈那段时间特别想念苏州,就带上我到苏州去几天。那时火车不正常,上海到苏州只有慢车的篷车,硬座都没有。不知道有多少人还记得篷车,那实际上是运货的,黑乎乎的大铁盒子,两边各有一个滑动的铁门,车厢没有窗,车内角落里放一个马桶,就是车厢的厕所。开动的时候,为了安全,车厢门常常是关着的,这样车厢内只有门缝里透进来的一点光亮,而且闷热异常。对了,现在的人们在电影里可能见过这样的篷车,就是苏联红军上前线或者纳粹把犹太人运往集中营的那种车皮。这就是文革期间中国大地上慢车的典型车厢。除了闷热、漆黑之外,对农民其实挺合适的,容易带上带下贩运的果菜禽鱼,只是那个年代里农民也不贩运果菜禽鱼,早都被资本主义尾巴割干净了。

上海到苏州的慢车晃晃悠悠走了将近5小时,什么鸡毛小站都停一下,什么车都要让一下。好在那个年代里,人们不赶时间,有这个耐心等。其实没有耐心又能怎么样呢?

据说我们去了拙政园,一点也不记得了。但是记得狮子林,那众多的假山、石洞钻得我那叫高兴。记得狮子林里就没有几个人,当年贝聿铭家还拥有整个狮子林的时候,估计也就这个清静程度。两年前旧地重游,乖乖,人叫那个多,导游喇叭那叫一个吵,估计贝聿铭回来也要逃走了。

记得西园、留院不开放,太封资修了,对劳动人民的教育意义不打。沧浪亭、网师园也不开。虎丘倒是开的。那时的虎丘更本不是园,四周没有围墙,自己到了山跟前往上爬就是了。虎丘脚下的枣泥饼现在依然有名,但我小时后特别烦甜食,这甜腻腻的枣泥饼看见就头大。老妈喜欢,还希望我也喜欢,唉,郁闷啊。不过我对无锡的蜜汁豆干很喜欢,百吃不厌。

再次旅游那是1976年了。叔叔早年支边,家在银川,他自己常年在海原的水利队勘探水井。海原是有名的贫困地区,老百姓常年缺水,水利队获得特许,获得从合肥的江淮汽车长购买江淮大卡车的额度。江淮只是在合肥制造的黄河牌大客车,这是那时中国少有的柴油机大卡车,载重8吨,比4吨的解放牌要威猛好多。叔叔是水利队的技术员,自己学会了开车,和一个姓马的回族司机一起到合肥接车,找了一个借口到上海购买零件,“顺带”购买了一大堆宁夏稀缺的日用品和不容易坏的食品。我正好中学毕业,在家无所事事,就搭叔叔的车到银川。我们是1月十几号离开上海的,周总理刚去世。一路经过江淮大地、太行山、大寨、内蒙戈壁,跋涉两个星期到了银川。另一个叔叔在新疆五家渠的兵团里,奶奶正好在那里,三个月后回上海,从银川绕道一下,把我一起带回上海。路过北京的时候,正好是“天安门事件”的时候,回到上海的当天晚上就听到新闻联播里的吴德讲话。这段事情在《最难忘的汽车旅行》里所提到过,这里就不重复了。

(十五)

中学毕业后,待业了一段时间,除了跟小朋友一起去工农兵大学生旁听大一的数理化外,基本上无所事事了。不过待业的时间不长,只有几个月,就分配到食品加工厂做皮蛋去了。上班之前,先要参加“青工下乡劳动”。本来就在乡下,正好拉壮丁去开河了。

对于现在的人来说,开河是一个很奇怪的概念。劳民伤财不说,还破坏生态。但那个时代开河是最基本的政绩工程,粮棉煤钢产量还没有开河重要。说起来,这是毛泽东一句话的结果:“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这句话说起来并没有错,但政治化之后,就出问题了。在江淮有些地方,河流不畅,洪旱为患。疏浚河道,截弯取直,或许还有些道理,但在江南水乡,河湖港汊遍布,本来是上天给予的天然优越条件,便于灌溉,便于泄涝,人工的截弯取直既没有必要,也破坏天然的河流生态,增加淤积。大规模的土方作业也毁坏土壤结构,有百害而无一利。但这是政绩工程,所以是压倒一切的。一时间,江南大地上,自然的河汊被填平,人工的河汊像棋盘格一样出现。

这是红旗渠的年代。江南没有人工渠的问题,但没有问题制造问题也要上,于是每年冬天就是“大干农田基本建设”的时候。这完全是手工劳动,人拉肩扛,愚公移山。不过新愚公们移的不是山,而是把地里的土挖起来,填到河里去;再把河里的水堵起来,逼着往地里走。

开河工地是非常壮观的景象。动辄成千上万人像工蚁一样密密麻麻,每个单位在分好的地段插上自己的旗子,有宣传队鼓动,有后勤队送饭送水,更多的人当然是拉车挑担。45度的岸坡上,像梯田一样开出一条一条尺把宽的通道,供挑担和推车的人往上走。上面下来的人自觉往坡面上让道。不知道是什么人的主意,河越挖越深,远远超过江南自然河流通常的3-5米水深,而是深大20-30米。站在河底仰头看,对于看惯了平坦得皱折都没有的江南大地的我们来说,很有点震撼的感觉。

开河的人们定时轮换,推独轮车是一个技术活,没有点手劲和经验,很容易翻到,轮不到我们。豆苗身板的我挑担最多挑过120斤(毛估估的,谁也没有称过),更多就走不上斜坡了。挖土还行。上海的地下水位高,挖地三尺就出水了。开河的地方一定有什么排水措施,开挖到20米深还是湿乎乎但不是水汪汪的。我喜欢方头铁锨,正着一脚下去,再侧着一脚,方方正正的一锨土就起来了。说起来挖土就是挖土,松松垮垮地也是挖土,但方方正正、工工整整地一方土堆进箩筐的时候,好象有一种成就感一样。

到开饭的时候,没有什么吃的,二两一个的大白馒头(实心的,北方叫馍?)一个接一个。有时候伙食改善,有菜包子吃,巴掌大一个,有一次连吃8个,把自己都吓一条。

工地上不仅红旗飞舞,还有大喇叭。除了鼓动的口号、毛主席语录,还有赛诗会、歌咏比赛什么的。渐渐地,曾经的封资修也有了。记得一个外国的弦乐四重奏组到中国访问演出,拉海顿第一弦乐四重奏。在外公那里听他和老朋友拉过,没有什么感觉。但在地里开河的时候听到,似乎拨动了一根心弦,从此开始喜欢古典音乐了。还有一个钢琴家名叫拜克伦,在西方可能是二流的,出国以后找他的CD,从来没有找到过。然后就是多伦多爱乐乐队,一个青年钢琴家(名字忘记了)弹李斯特第一钢琴协奏曲。这些封资修的东西和《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红星照我去战斗》混在一起,通过田间的高音喇叭在江南的原野此起彼伏。

然后就是粉碎四人帮,恢复高考。高音喇嘛里变成郭兰英,然后是朱明瑛、苏小明、成方圆,然后高音喇叭沉寂了,改革开放了。我也侥幸地考上大学了。

(十六)

上大学了。我们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那种兴奋和自豪是由衷的。报到的时候,自己骑上自行车就去了。报到处人很多,但充满的是同样的兴奋和自豪,没有争先恐后,没有争吵,有的是快乐的混乱。分班、分宿舍后,碰到第一个同寝室的人。他自称是“福兰”来的。我以为中国地理学得还不错,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还是清楚的,但怎么也想不起“福兰”是哪个省的。看他很肯定的样子,那应该是一个大地方。解释了几遍看我还不懂,他有点急了,也有点恼了,“毛主席就是我们‘福兰’的啦,你怎么不知道‘福兰’嘞?”哦,原来那是湖南啊!这同学是我们寝室第二年长的,以后就叫老二。他是湖南插队上来的。

老大是上海川沙来的,是老六六届高中的。上大学前是乡下中学的数学老师。老三届基础教育底子好,加上中学数学老师,那数学对我是高山仰止了。老三是贵州来的,在贵州天然气化肥厂当过几年仪表工,那是华国锋时代引进的13套大化肥中的一套,是法国技术。老三有实际经验,我们也只有佩服得五体投地的份。老四是宁夏来的,干过工厂的电工。老五是上海人,崇明农场里上来的。个子有1米9,后来是班里篮排球的头号主力。老六嘛,就是我啦。不过寝室里大小哥们不肯叫我老六,非要叫小六,很郁闷。

我们六个人的年龄相差13岁,老大和老二相差6岁,接下来的年龄差不多均匀分布。只有老大结了婚,其他的都还没有。慢说没有结婚,连女朋友都没有。那还是一个男女授受不亲的年代,班上有1/4是女生,但都是到大四了才有谈朋友的。那是一个没有隐私的年代,想悄悄地谈朋友都不大可能。大家都是同样的作息时间,一同起床,一同吃饭,一同上课,一同打屁,一同睡觉,校园里“阴暗角落”还有纠察队巡逻,根本木有作案条件哪。

上课了。先前跟工农兵大学生听课的地方,现在堂而皇之坐进去了,兴奋啊,自豪啊。但兴奋也好,自豪也好,基础差是显然的。虽然跟着工农兵大学生听过几天课,但缺课还是太多。那是“科学的春天”的年代,是“大干四化”的年代,是“不改革就要开除球籍”的年代,大家都是“天将大任于斯人也”的感觉,面对巨大的缺课,人人憋足气恶补。那是从三角、几何、排列、组合到吉米多维奇全方位恶补的时代,而且人人以多看参考书、多做习题集为荣。樊映川的高数不够劲,把复旦的数学分析弄来看;吉米多维奇只有谁谁谁那里有,就大家轮着看。早上天不亮就爬起来,到大操场跑几圈,然后在体操房那边背单词。但开早饭的时候才回去,早饭后自然就是上教室去了。课堂上如饥似渴自不待言,一下课,老师“下课”的话音未落,早已有十几个人围上讲台,七嘴八舌地问问题,课内的,课外的,还没有教到的,什么都问。谁能问出最有水平的问题,那才是最荣耀的。老师时常有被问倒的,但学生和老师谁都不在意,谁都不是故意难倒老师,老师也不觉得学生是在故意刁难,暴饮暴食猛了,噎着呛着又有什么了不起的呢?

这是第一届“正规”大学生,也是知识分子翻身的时候,知识得到高度尊重,学校里安排了最好的老师,老师也憋足10年文革的劲,把120%的精力和才智投入到教学。饶是如此,老师最怕的依然不是上课的时候,而是下课的时候,常常10分钟下课连个喘气的时候也没有,抽烟的老师总是先抢着呼上几口,然后才缓过神来回答问题。不过除非老师明说要抽时间上厕所,否则通常是没有上厕所的时间的,时间都被回答问题占用了。上课铃响,学生还是恋恋不舍地追问最后一个问题。

下午下课了,有一两小时放松一下,打打球,夏天游个泳,然后就是去食堂吃晚饭。晚饭后,所有人都去自习。大部分人是到教室去自习,也有人留在寝室自习。自习时间要是游手好闲,那是要被人侧目的;要是去骚扰别人自习,那是要被打出去的。晚上10点熄灯。先前只是规定10点要睡觉了,但是太多的人不熄灯,都在继续学习。开始时指导员(现在大学里还有这一说吗?)要巡查,看到有人没有睡觉就要训斥。但指导员一走,大家都看书了。指导员也是人,天天晚上自己该睡觉的时候没得睡觉,还要巡查,这也太强人所难了。后来规定,到10点钟,寝室拉闸,没电了,怕你不睡觉?嘿,还真有人躲到厕所里继续看书,厕所总是有电灯的。人要是好学起来,那干劲真是不得了。

那是如火如荼的四年。我们在同一个寝室一起生活了四年,只怕兄弟情分也不过如此。

(十七)

到了高年级,开始有教授们给我们上课了。实事求是地说,“新教授”们更加给力。说是新教授,那是相对于老教授来说的。这些新教授大多是50年代初大学毕业的,文革前已经是副教授,或者刚好错过提升,文革后第一批提升的副教授。这些人都是真才实学,而且50多岁,正是学术上的黄金时代。他们基本上都没有逃过文革中的冲击,但在粉碎四人帮之前已经重回学术骨干地位了。在“科学的春天”之前,知识分子(尤其是高知)还是要夹着尾巴做人的,但干活还是要靠学术骨干的。这些新教授在文革中后期已经开始活跃于全国各地,对于实际中的技术难题见多识广,理论水平又不是后来的工农兵大学生可比,他们才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科技界的脊梁,而不知钱学森那一代人。

夹着尾巴做人惯了,实战经验又多,这批新教授的讲课非常有料,而且没有架子,至少在77级那时还没有来得及端起架子。他们老牌教育的功底好,课堂上的台风那叫一个棒。一笔板书对我们来说都是书法水平的,而且有的新教授的功夫更深,板书写得横平竖直,好象尺子量过一样,但那是徒手写的。还有新教授可以面向学生,反手在黑板上写字,照样写得横平竖直,字字漂亮,那叫真功夫!工科的课程图表多,在黑板上画曲线的时候,一笔到底,跟书上印刷出来的一样,不光好看,还很准确。

我们要做很多笔记,但新教授不是把自己的笔记搬到黑板上,然后我们把黑板上的板书搬到自己的笔记本上,整个复印机。那是讲课是讲课,笔记是笔记。好些板书直接“拷贝”下来,就是一本完整的简编教科书。

学生的笔记也做得很认真。那个时候我有一绝,笔记做得特别干净。没有涂改不说,也是图表、公式用尺子画好,一丝不苟。当年在同学中小有名气,现在LP、女儿看到也颇有几分惊讶。当然,这是在一面听课一面记录下来的,听讲是不能耽搁的。现在我还保存着几本当年的笔记,自己看看都有点惊讶,现在我可没有这么好的兴致,这么横平竖直、文字和图表错落有致的笔记已经做不出来了。平时都不怎么手写正经东西,连笔记本都没有了,随手抓一张纸,涂鸦几笔,然后塞进一大堆差不多的涂鸦,真的要找什么也找不到。还要要紧的东西大多在电脑上,找起来还容易。

不过那还是文革结束不久的时候,文革阴影不可能彻底忘却。有的老师在文革中曾经参加过造反派,现在不光失势了,还很有点不敢见人的意思。记得教气动单元调节仪表的老师就是这样一个,其实他的课上得很棒,业务也不错,但应为这一段历史,以后再也没有抬起头来,后来黯然离开大学,下海去了,据说干得风生水起。

到毕业设计的时候,77级的特殊性又冒头了。有些老帮菜在读大学前已经在工业实践中干过好多年,对技术有自己的想法,大学四年增加了理论基础,毕业设计的时候就是发芽开花的时候了。他们的毕业设计更像研究生论文,自己和老师协商定题,然后就是在老师指导下,自己干了。我没有这样的本事,读大学前包皮蛋的几个月对于毕业设计一点用处也没有,只有老老实实做常规的毕业设计,实际上是把现有设计弄清、吃透,然后提出有限的改进。

现有设计是一个工厂里的,为此要下厂实习。这是我们第一次接触实际的化工厂,大家非常兴奋。跟着工人爬上爬下两天后,就自己爬了。有些同学读大学前就是仪表工,这样的地方如鱼得水,我们就跟着他们,每天几乎没有坐下来的时候,恨不得抱着设备、仪表吃饭睡觉,只有谈恋爱的时候才有那么大的劲头。没有几天,我们对工艺、仪表比当班的工人都熟悉了。

这也是大学最后的时光了,每隔几天,就有悄悄地传言,谁谁谁和谁谁谁好了,当然也有谁谁谁要跟谁谁谁好但谁谁谁又插了一脚。这时候读书也没有大一大二的时候疯狂了,开始有人打牌了,最流行的是拱猪,输家耳朵上夹上晾衣服的木夹子,再接着输就要钻桌子。我打牌不行,索性不凑那个热闹,不过五子棋还成,至少输赢参半吧。

大学毕业的时候,大家都很伤感。最后一起唱“友谊地久天长”,都唱得眼睛红红的。大家说好20年后再相见,如今都是30年前的事情了。

(十八)

大学时代也是中国刚开始有旅游的年代。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同学相约去黄山旅游。那时黄山还没有开发,至少不像现在这样。从上海到黄山,需要从杭州走,火车先到杭州,然后坐长途汽车到黄山。长途汽车翻山越岭,走江过川,开了一天才到黄山脚下,到的时候已经黄昏了。

那时的黄山是没有大门的,黄山脚下就是温泉。这里有“正规”的招待所,也就是有一个房间,有床,有公用洗涮的地方。山脚下凉飕飕的。抬头仰望,云雾遮住了上山的路,好象通到看不见的天堂一样。虽说曾经搭乘叔叔的卡车走过太行山,但毕竟如此零距离地站在山脚下,还是生活中不多的经历,很兴奋。

第二天开始上山。一上路,就是人字瀑。据说现在人字瀑经常没水,但那一年水很充沛,人字瀑很大。我们在这里把水壶里灌满了山泉,就是现在只有电影里才看得到的那种铝制军用水壶,那时拉练人手一个。绿色斜背的帆布小书包现在也是只有怀旧地摊上才能看到,书包盖上真是大书红色的“为人民服务”的。这也是拉练时代的标准装备。那个时代照相是比较奢侈的事情,我从外公那里借来了120的海鸥203,这是仿造30年代蔡斯Ikon的“皮老虎”相机,平时镜头折叠起来,使用时翻出来,快门、速度全用镜头旁边的滑杆调节。这是我们几个人中唯一的相机,我就是主力摄影师啦。

旅游的人不多,上山的路上基本上见不到人,就我们几个。年轻真好,一天可以爬20多里山路。第一天下来,腿酸得抬不起来了,但是第二天又是精力百倍地继续爬山。记得第一天落脚玉屏楼,有一个女同学的名字就叫玉萍,真是巧了。玉屏楼有一个小小的招待所,尽管上山的人不多,里面也是全满,只有女生可以住进去,我们就蜷缩在另一个草棚里。

记得著名的迎客松就在玉屏楼这里。山上云雾很大,四野总是在大雾之中,但阵阵山风把浓雾时时吹散,然后大雾再不屈不挠地重新聚集起来,每时每刻都象一幅幅山水画。黄山之行使我们意识到中国水墨山水的来源。雾中的青山碧水都好象彩色照片经过褪色处理一样,色彩被漂洗走了,剩下的只有浓淡和变化无穷的黛灰色。

北海的条件好一点,大家都有睡觉的地方。但一清早,天不亮就爬起来了,要去看云海日出。在蒙蒙亮的天色中,几个人跌跌撞撞地摸到地方,已经有好多人在那里等着了。说好多人,也就二三十人样子吧。天空是暗紫色的,天边有一抹光亮,太阳将从那里升起。渐渐地,天空抹上了玫瑰色,洗涤干净的天空出现了几丝云彩,但群山之间还是一片深黛,山尖之间似乎能看到连绵的云海,像沉睡的羊群,还好象身上没有洗干净似的。

天边越来越亮,像火光一样橙红,群山和云海好像快要睡醒但还想赖床的样子,不甘地开始骚动。天边的火光从火苗开始变成烈焰,但太阳调皮地就是不肯升起来,天际线上的雾霭也开始升起,纯净的天空变得浑浊,莫非云海日出要泡汤?突然,鲜亮的光点在地平线上出现,然后太阳迅速地升起,在分秒之间,云海从暗玫瑰红渐变到亮金黄,云海洁白了,骚动了,山口里的云像瀑布一样缓缓地倾泻而下,而慢动作的大瀑布。就在人们的惊叹还声音未落的时候,太阳挣脱了地平线,跳入了空中,天大亮了。

阳光下的云海开始消散,群山渐渐露出真容,奇松怪石尽收眼底,又一天跋涉开始了。后山可以远眺太平,记得有一个水库。看得见田地了,也看得见人烟了。九龙瀑的水很大,真有九节。但是后山不能直接下山,还是要走回前山,于是回到玉屏楼。有名的险峻之峰天都峰就在对面不远的山上。

第一次爬天都峰是上山的时候,陡峭的石壁上有一根可以拉手的铁链,除此之外只有蹬进半个脚掌的石坑了。还好没有什么人,不用等,直接就上。到了鲫鱼背,看着两边光溜溜几乎垂直而下的石坡,似乎不怎么害怕,还探头往下看看到底有多深。N年后到大峡谷边上,就不敢了。胆子大概是和年龄成反比的,廖耀湘在东北越打越束手束脚,大概是可以理解的。天都峰上去了,又下来了,没有太多的感觉。回到玉屏楼了,闲来无事,又爬了一次天都峰。天气阴沉沉的,对面的玉屏楼在云雾里忽隐忽现,攀援而上的小径也在云雾里钻进钻出,一线天一会儿看见了,一会儿又不见了,想起《西游记》里的仙境,似乎能看到腾云驾雾的神仙在进进出出。爬到山上,下起了大雨。我们就在雨中走过鲫鱼背,现在想想其实是很危险的。记得天都峰顶下十几米处是一个石窝,可以避雨,我们就在这里呆了一会儿。大雨反而把云雾都冲掉了,远山近山挂满了玉链一样的大小瀑布,煞是好看。雨过后,我们踩着湿漉漉的陡坡,又下来了。回到玉屏楼,突然出太阳了,一会儿天也蓝了。于是我们又回到天都峰,看远山近山的青山绿松蓝天白云,到快要日落了才恋恋不舍地下来。不记得还有一次是为什么又爬上天都峰,好像是同行的女同学先前不敢爬,这回鼓起胆子了,于是陪她们又爬了一回。记得一共是四上天都峰。到这个时候,山路已经走惯了,腿也不酸了,年轻就是好啊。

但是黄山上最喜欢的还是莲花峰。这是黄山最高峰。喜欢到不是应为这峰最高,而是……我也忘记了。只记得在山顶上站立着,突然一阵大风吹来,雨衣象帆蓬一样张开,踉跄了两步赶紧坐下来。山顶一共就比乒乓桌大不了多少的地方,要是被吹走了,今天就不能在这里胡侃了。好在黄山上爬这个峰那个峰,都没有什么人。记得天都峰到顶上,除了我们几个人,也就三五个人而已。后来几次上山下山根本没有别人,只有我们。莲花峰也是,不算“顶级景点”,根本没人上去。

回上海的路上,看见很多徽州民居,脏兮兮的粉墙黛瓦上依然可以依稀看到当年的绘画。中途停车吃午饭,这里没有村镇,只有一户农家。小媳妇在柴灶上生火做饭,只有白饭加蔬菜加几片肉,但那叫一个香啊!

回来的路是从南京走的。新街口、雨花台、莫愁湖,别的记不得了。南京有一个女同学,到她家去蹭了一顿饭。记得喝了点啤酒,但女同学不知道是从来没有喝过啤酒,还是这一次特别,突然过敏,全身出红点子,把大家吓一跳。这女同学大学快毕业时,到美国投亲戚留学了,忘记最后拿到毕业证书没有。

(十九)

大四那年,同学又结伴出去旅游了一次,这一次是到普陀山。我自己都忘记了,还是老妈说起,说我这“又要出去旅游”没有跟家里要钱,是平日饭钱零花钱里省下来的。记得那时候老妈一个月给13大元,吃饭、买书、零花都在里面了,我通常都可以有所结余。老妈倒不是抠,而是那个时代大家没有宠孩子的习惯,够用就行了。作为比较,那时青工的工资是每月18元。

同行的同学有一半是同去黄山的,另外几个是新的驴友。那时没有杭州湾跨海大桥,上海到宁波的船票还不好买,我们是坐火车到宁波,然后坐船到沈家门的。记得是过夜火车,到宁波的时候已经是清晨了。早餐就是有名的宁波汤团。年轻时不喜欢甜食,我要了肉汤团。不知道为什么,或许是糯米粉特别粘乎,或许是肉馅有异味,吃得快要呕出来了。

船过舟山的时候,远眺海湾里的军舰,真想跳下水里,游过去看个究竟。记得是几艘052护卫舰,还有老式登陆舰,在现在的军迷眼里,都是不值一提的废铜烂铁了。即使在那个时代,这也不算先进,但对于只有在图片上见识过军舰的我,诱惑力还是巨大的。当然,我没有跳下水去,那黄乎乎的海水实在不大诱惑,普陀山的诱惑更大。

从沈家门坐船到普陀山,坐的是机帆船。船不大,没有座位,大家都站着。海上涌浪很大,又两三米高的样子,船就在波峰浪谷里一起一伏,真正体会到波浪形前进的意思了。还好,没人晕船。南天门码头是典型的渔港,一条堤坝探进海里,机帆船可以停靠,这就是码头了。一尺宽的跳板上走下来,我们到普陀山了。在南天门吃饭,渔家的饭店只有一间房大小,两三张方桌,一条大黄狗在我们腿脚之间拱来拱去,希望有什么东西给它吃。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鱼了。这是一条忘记了名目的鱼,不是什么名贵东西,就是新鲜。放点淡酱油,撒一点葱姜,蒸一下,那种鲜美是什么大厨都难以超越的。

普陀山的寺庙多,但80年代初还有很多没有开放,也只有零星的和尚尼姑回到庙里。记得普济寺禅院重重,浓荫深深,加上游人不多,很有佛国仙境的意韵。想起来今天可能人满为患,铜臭虫天,那什么禅趣都没有了。记得法雨寺没有开放,只能在外面看一看。百步沙、千步沙、梵音洞、不肯去观音院,还有好多地方,反正小岛不大,统统走一遍。

普陀山的海水是淡淡的土黄色,不是脏兮兮的颜色,但也绝没有太平洋那样的黛蓝或者地中海那样的碧绿。真正看到蓝色的大海,那是上研究生期间到青岛去在船上看到的。船头犁开海水,翻滚的海水泛出雪白、水绿到黛蓝,充满了奇幻和变化。

77级是春季入学,实际上是1978年2月才进大学,所以毕业时1982年2月,大四的上下学期中间有一个暑假。大四暑假也是考研复习的时候。研究生恢复招生比大学生恢复高考晚一年,但80年代初研究生还是比较稀罕的。班里报考的人不少,有1/3吧,我比较幸运,考上了。和考大学的时候一样,没有太多的压力,该读书的时候读书,该看打牌的时候看打牌。我的牌艺很臭,只有看的份。什么都不干的时候,和另一个一起考研的同学背唐诗。他现在也是“老教授”了,不知道他是否还记得这一段时光。文革10年,我们的诗词教育局限在毛主席诗词,尤其是后来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和“不须放屁”,唐诗没有见过,但读到的时候,好像上辈子就是老相识,有似曾相识的感觉。今天能记得的一点点唐诗,全是那两个月攒下来的。后来一直想读一点宋词,一直没有时间和机会,到今天也不知道多少宋词,是为遗憾。

大四暑假也是到姑姑那里拉盐汽水的时候,拉盐汽水拉出一个领导,其余的就是历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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