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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枫小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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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枫  

西西河水浪打浪,一浪打到网易上。我本是喜欢纸上谈兵的一介草民,在西西河那边开了一个小铺子,这是海外华人的一个精神家园。我是一个一坐下来就不动窝的懒人,但架不住友人的邀请,到网易也开了一个茶摊。阿庆嫂是怎么说来着:来的都是客。希望您能喜欢我这小号。来来来,先握一个手! 当然,主有主规,客有客道。请勿随地吐痰,喧哗扰众,或者乱贴小广告。不欢迎指桑骂槐,更不准恶语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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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工与美元   

2012-06-17 12:21:02|  分类: 纸上谈兵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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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柏林墙的倒下和苏维埃帝国的解体,美国决定性地赢得了冷战。美元、盟国和军力被认为是美国获胜的决定性因素更加深层的因素还包括效率更高的美国军事工业,不仅提供了更多、更先进的武器装备,确保美军和盟军的技术领先,还因为市场经济原则而保持了更高的效率。与此同时,军工需求拉动了高科技的发展,高科技引导了美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反过来促使军工成为美国的经济支柱之一。至少很多人对美国军事工业是这么认识的。

 

      时间快进20年,美国经济进入了空前的困难,国防开支成为众矢之的。在美国国债违约危机爆发的最后一秒钟前,奥巴马和国会两党达成协议,在未来10年内削减4650亿美元。与此同时,国会两党组成一个超级委员会,专门负责未来十年内政府开支再削减14000亿美元事宜。协议规定,在1014日之前国会必须向超级委员会提交建议,1123日之前超级委员会必须投票表决,122日之前超级委员会必须向国会和总统提交议案草案,129日之前国会必须提交议案的完整版本,1223日之前参众两院必须完成议案的辩论,115日之前参众两院必须通过议案。协议还规定,国会只能同意或者否决议案,不能修改,不能拖延。如果到期无果,未来10年的国防开支将自动再削减6000亿美元。在美国,这第二个自动削减的规定已经被称为“末日机制”,使得军工企业和代表军工利益的国会议员、利益集团惶惶不可终日。曾经铺满军火美元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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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战时代,美国惊人的工业能力迅速转型,成为“民主兵工厂”,这是福特汽车公司在柳溪的巨无霸飞机厂

       如果翻开历史看看,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前夜,美国并不存在一个私人资本的军事工业,除了新兴的航空工业,从枪炮弹药到战舰等主要军事装备大多是国营兵工厂研制和生产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罗斯福要求美国成为“民主兵工厂”,要美国工业界转入军工生产,用海量的军事装备支援盟军抗击德意日法西斯,还遭到美国工业界和国会的反对。当然,转型还是进行了,而且美国工业界干得很出色。1940年,美国制造了不到2900架轰炸机和战斗机,1944年则达到惊人的35003架轰炸机和38873架战斗机。福特汽车公司在密西根州柳溪建造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单个厂房,用于组装B-24轰炸机。高峰时,每月制造650B-24,厂房边上有1300张行军床,供等待接机的飞行员和机组人员休息用。在这个32.5万平方米的巨大厂房里,福特制造了8685B-24轰炸机,几乎占18482B-24总产量的一半,而B-24是历史上产量最大的重轰炸机,这个纪录恐怕再也不可能打破了。

 

       战后,战时转产的汽车公司(如福特、通用汽车、克莱斯勒)大多退出了军工领域,回到汽车生产,但飞机公司为主的军事工业继续壮大。50年代以后,国营兵工厂逐渐淡出,军事工业整体转向私人资本,到1958年,国营兵工厂只占美国军工投资的10%,而私人资本军工公司占90%。除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兼并、分裂、再兼并、再分裂,美国军事工业以私人资本为主体的格局基本没有再变。

 

       这也是艾森豪威尔告诫美国人民警惕军事-工业综合体的时代。德高望重的二战英雄艾森豪威尔在总统任期结束的时候,出人意料的告诫人们:“在政府圈子里,我们必须警惕军事-工业综合体对不正当影响有意无意的获取。灾难性地滥用权力的潜在危险不仅存在,而且还会继续。”艾森豪威尔的预言一语中的,但他还是没有预见到美国国会在军事-工业综合体中的作用。战后美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日益被军事-工业-国会综合体所劫持,加重了当前美国走出经济危机的困难,证明了艾森豪威尔的远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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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核时代后,科技的战斗力作用越来越显著,动员非军方的科技力量和工业实力成为美国强大军力的关键

         不过国营兵工厂淡出、私人资本军事工业崛起不是资本家的阴谋,而是时代使然。私人资本民用工业在战时大量转产形成了私人资本军事工业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二战是历史上第一次技术决定性地成为战斗力的时代,冲锋枪、坦克、飞机、潜艇尚在职业军人的想象和理解之中,但更多先进技术远远超出了职业军人的知识和经验,雷达、核武器、制导技术当属“神奇武器”,破译密码、用运筹学计算最优护航、反潜、扫雷模式简直就是“科学巫术”了。动员非军方的科技力量和工业实力成为美国工业迅速转入战争体制并获得巨大成功的关键。这一传统在战后得到继续,40年代末、50年代初,美国空军关于核武器使用的战略战术基本上都是新组建的兰德公司文职科学家在制定,职业军人只有点头称是的份。

 

       和民转军的成功相比,美国传统兵工厂的战时表现则乏善可陈。美国海军兵器局负责研制的Mk14鱼雷已经定型生产,成为美国潜艇的主战兵器。但在战斗中,潜艇官兵普遍反映鱼雷定深过大,常有在敌舰底下穿过而不能造成有效击中的事情;即使击中,引信也不能可靠引爆,尤其是90度正中的时候。美国海军兵器局在很长时间里对来自前线的抱怨置若罔闻,直到将军们也开始怒火中烧捋袖子了,才不情愿地进行了一系列试验。试验证明了所有主要的抱怨,于是漫长的改进过程开始。问题是美国海军兵器局坚持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解决,而战斗的胜利取决于所有的毛病都消除。美国海军兵器局花了21个月的时间,才解决Mk14鱼雷问题。

 

      不过美国的私人资本军事工业的成功和市场经济原则没有关系,从一开始,私人资本军事工业就脱离了市场经济原则。战时转产是出于政府指令,所有生产、销售、定价都是政府统筹,毫无市场经济可言。如果战时情况特殊,战后美国军事工业也没有在实质上改变非市场经济的本质。

 

     市场经济最基本的特征是竞争。从表面上来看,美国众多军工公司在竞争国防项目的时候,是存在竞争的。问题是,这只是假象。这倒不是说美国军工公司在竞争国防项目时舞弊,或者军方和军工公司联手欺骗公众,而是国防采购的特殊性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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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军工从来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诺斯罗普自以为发现了一个商机,推出号称史上性价比最高的F-20“虎鲨”战斗机,但无疾而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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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希德极力想向台湾销售F-16 Block 52,但始终碍于美中政治而得不到批准

市场经济的竞争实际上是双向选择,买家可以在不同的卖家之间自由选择,卖家也可以在不同的买家之间自由选择,买卖双方共同遵守的市场规则由政府或者商会决定和仲裁。市场经济的另一个特点是,卖家根据买家的需求研制和生产产品,但产品的研制方向、规格和生产数量最终由卖家决定,自负盈亏。但是国防采购的特点决定了买家只有军方一家,卖家并不能自由选择买家。即使在外销市场上,军方也是唯一中介,公司无权自由向有意的买家销售产品。比如说,洛克希德不能向任何国家出售F-22。另外,军方不仅是买家,还是产品研制方向、规格和数量的指定人,更是买卖规则的制定和仲裁人。军方的选择不可避免地要影响军工公司的行为和前途。由于现代大型军事装备在技术上拓展前沿,挑战极限,研制的费用、风险和周期早已超过私人资本的军工公司所能承担,即使所谓公司科研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军方的资助,或者来自NASA或军方的技术转移,进一步扭曲市场经济关系。由于国防开支属于公共开支,国会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为了为选民争取最大利益,进而为自己的政治生涯争取最大本钱,国会议员会动用所有政治资源影响军方的决定,进一步加剧军工经济的非市场经济特性。值得注意的是,国会议员的政治动作有些是出于国家安全的长期利益,有些则是不惜牺牲国家整体利益而保护地方利益,但这是题外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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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18是一个优秀的设计,进一步发展成貌合神离的F-18E,但这使得麦道(现波音)在事实上获得了对美国海军战斗机至少50年的垄断

    如果在项目入选竞争中还存在一定程度的自由竞争的话,项目入选后,市场经济的原则就进一步丢到脑后,通常是不管代价如何,超支、延期、不达标都不要紧,项目是一定要进行到底的。项目经过万水千山终于投产后,除了中期升级和改型,基本上就是几十年一贯制,旱涝保收了。在这个阶段,已经不存在市场竞争了,军方事实上情愿或者不情愿地成为当年选择的人质了,而军工公司形成了事实上的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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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领风骚的B-58只用了10年就退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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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B-52有可能要用到2045年,届时最后下线的飞机也将飞行了80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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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备寿命延长使得军工公司的利润机会紧缩,生产批量的缩小进一步压缩了军工公司的利润空间,F-117、B-2、A-12、F-22的计划总装备量达到2778架,最后实际产量只有267架

      在军事装备数量要求巨大、技术更新很快的50年代,这样的非市场竞争的结果还不明显。对于军工公司来说,这一轮落选了,争取下一轮入选。对于军方来说,公司众多,项目众多,选择的余地也很大。但美国军事工业的成功成为自己最大的敌人。在冷战高峰的时候,美国准备和苏联大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急切需要大量军事装备,对最先进军事技术也是如饥似渴。这也是美国国力强盛的年代,军备竞赛得到全民支持。几十年后,苏联因为国力不支,终于被军备竞赛拖垮了,美国建立起无与伦比的绝对军事优势,但“优势过剩”导致需求萎缩,装备单价暴涨使实际装备数量急剧下降,加速了恶性循坏。另一方面,军事技术的进步和设计上的远见使得装备时间大大延长。50年代研制的B-47轰炸机是第一代喷气式轰炸机,1951年开始装备,1969年就退役了,短命的B-58更是只使用了10年就退役了。F-100战斗机稍微“长寿”一点,1954年服役,60年代中期开始退役,1971年全部退出空军一线中队,在空中国民警卫队坚持到1979年也全退了。相比之下,F-15战斗机在1976年开始服役,至今仍在使用,预计将使用到2025年。长寿的B-52轰炸机更加邪乎,1955年开始服役,有可能要一直使用到2045年,届时最晚下线的B-52也将在天空飞行了80年之久,远远超过驾驶这些飞机的飞行员的年龄。军事装备长寿本来是美国军事技术进步和系统设计上的远见导致的,但这使得装备更新周期延长,生产数量降低,装备单价增高,加速了美国军工的非市场经济特性导致的结构缺陷的发酵。1986年,曾任道格拉斯总工、主管研发的助理国防部长、马丁-玛丽埃塔CEO、后任洛克希德总裁的诺尔曼·奥古斯汀就根据历史数据提出,按照美国大型军事装备单价增长的速度,到2054年,整个美国国防预算将只够买一架飞机。2010年时,奥古斯汀在《经济学人》杂志上重申,当年的外推如今依然有效,美国大型军事装备单价增长的速度一如既往。事实上,以隐身飞机为例,F-117计划装备20架,B-2132架,A-12858架(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空军有可能也装备400架),F-22750架,另有618架海军的舰载型,计划总数为2778架。实际数量远不是那么回事。F-117的实际装备数量超过计划,达到59架。但B-2削减到21架,F-22削减到187架,A-12和舰载型F-22取消了,最后隐身飞机总数只有267架。当然,生产数量削减使本来就天价的研发费用更多地分摊到每架飞机上,F-22单价包含约1亿美元的研发费用,每架B-2则承担了更惊人的10亿美元研发费用。

 

      在这样的前景下,在本质上以寻求利润为目的的私人资本开始退出军工行业。仅航空工业而言, 50年代的美国有波音、洛克希德、麦克唐纳、道格拉斯、沃特、共和、诺斯罗普、北美、康韦尔、格鲁曼等飞机公司。60年后,只有波音、洛克希德-马丁、诺斯罗普-格鲁曼三家了。如果不是美国政府在1998年拒绝批准洛克希德-马丁收购诺斯罗普-格鲁曼,本来会只剩下两家。与此同时,国防开支中采购费用与研发测评费用之比从50年代的31降低到90年代后的1.51,尽管在70年代中期曾由于越南战争后军购大幅度裁减和小布什年代军购大幅度增加而达到21。军工工业基础的萎缩在可预见的将来不会逆转。军工公司数量减少导致事实垄断,垄断导致低效,这和当年的国营兵工厂的问题并无二致。

 

       多年来,美国朝野对改革美国军工费尽心机,主要途径是试图引入真正的市场竞争机制。按照市场竞争的原则,主要军事装备的采购应该保持挑选余地,但像F-22F-35B-2这样研发费用巨大的项目,实际上不可能维持第二选择。即使在主要分系统的级别,维持第二选择也是得不偿失。F-35的首选发动机是普拉特·惠特尼的F135,通用电气和英国罗尔斯·罗伊斯用在F-22项目中落选的YF120发动机技术推出F136,不仅在技术上独树一帜,还允诺竞争导致高效、低价,但前国防部长盖茨和总统奥巴马坚决否决了F136,美国国会中F136的支持者屡次试图复活F136,遭到盖茨和奥巴马的坚决封杀,现国防部长帕内塔也毫无松动的意思。原因不是他们不懂得竞争的好处,或者要保护普拉特·惠特尼的利益,而是启动F136又是动辄几十亿。在F-35生产总数日益缩水的前提下,在普拉特·惠特尼和通用电气两家之间分派发动机订单,两家都达不到规模效益,竞争导致的高效、低价将只是一个理论上的可能性。另外,军方并不欢迎同时装备两种发动机,这增加了备件、维修和训练上的复杂性。雷达、武器系统也有同样的问题。开放系统设计在理论上可以像电脑上USB插口一样即插即用,实际上还是需要一定的修改和调试,但这不是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还是用户端的备件、维修和训练,一线作战部队可不希望同时弄一堆差不多但又不一样的家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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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广角镜头的变形之下,洛克希德的F-22生产线依然规模令人印象深刻,但和上面的福特柳溪比较一下,差别就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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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只是忧虑的一部分,最后一架F-22下线的时候,工厂的人们在乐队的引导下自发送行

      美国军工的另一个问题是国防动员能力。在二战中,美国工业迅速转入战时体制,创造了近10万架轰炸机和2700多艘万吨级“自由轮”的奇迹。战前美国庞大的工业基础提供了战时转产的雄厚物质条件,工厂基建、人员培训、生产管理、物流组织、产品改进,这些在军工和民用工业之间是相通的。但在美国制造业严重萎缩的今天是否还有这样的能力,这已经是一个极大的问号。在有些圈子里,这甚至不再是问号,而是句号。美国的一般工业生产能力已经远非二战时代能比,制造业基础萎缩使得国防动员和战时转型成为无源之水。

 

       美国朝野对美国军工的现状和走向忧心忡忡,提出种种建议,但收效甚微,主要原因在于美国朝野继续对美国军工在本质上背离市场经济原则这一点认识不清,还在试图用市场经济手法改革。但引入实质性的竞争如果不说不可能,至少也是在现体制下极端困难的。1997年英国启动“机敏”级核潜艇计划,但到了2003年,英国尴尬地发现,主承包商BAe甚至整个英国已经不具备完整的核潜艇工业基础,关键技术不再可能独立完成研制,只得转向美国通用电气电船部(现归入诺斯罗普-格鲁曼旗下)。但美国如果到了那一天,将无人可以转向求助,美国军事工业基础或许也到了需要保护的地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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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建造“机敏”级核潜艇的时候,尴尬地发现英国已经不再具备完整的核潜艇工业基础,只能向美国求援。美国会有那一天吗?这是另美国上下不寒而栗的事情

       保护美国军事工业基础不仅对美国国家安全至关重要,也对政客们的权力基础至关重要。另一方面,保护军事工业、维持军工技术对民用技术乃至民用经济产业的引导作用,这也是一个重要理由,但不能过度夸大。军用技术的引导作用实际上是科技作为生产力的一个体现,对民用科技的投入和对民生、经济的投入之间要有适当的比例,忽视科技投资固然短视,过度投资也是远水救不了近火,军用技术作为民用技术的先导也是一样。保护就业常常被用作保护军事工业的另一个重要理由,但这个理由实际上不成立,同样的投入如果放到民用工业,可以创造出更多的就业,并滚动产生更大的收益,但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在美国经济可能陷入第二轮经济萧条的惨淡前景下,靠大幅度增加军购以拉动军事工业已经不再现实,这使得保护美国军事工业具有了新的紧迫性。

 

       美国是在世界上主要工业国家中唯一没有成文的战略产业政策的国家,至少在理论上,美国政府不参与扶植特定产业的活动。如果美国不回到国营兵工厂体制的话,为了鼓励私人资本继续留在军事工业,美国这个政策或许会改变,美国政府可能明确扶植军事工业,以避免军事工业的进一步萎缩。换句话说,在未来的军事装备项目竟标时,保护军事工业基础可能成为发展军事技术、更新军事装备同等重要的因素。另一方面,美国将被迫放弃全面发展的政策,有所为,有所不为,有些非关键装备的相关工业将放弃。有意思的是,这和战后英国军事工业的发展道路有惊人的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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