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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枫小苑

来的都是客,相逢握握手

 
 
 

日志

 
 
关于我
晨枫  

西西河水浪打浪,一浪打到网易上。我本是喜欢纸上谈兵的一介草民,在西西河那边开了一个小铺子,这是海外华人的一个精神家园。我是一个一坐下来就不动窝的懒人,但架不住友人的邀请,到网易也开了一个茶摊。阿庆嫂是怎么说来着:来的都是客。希望您能喜欢我这小号。来来来,先握一个手! 当然,主有主规,客有客道。请勿随地吐痰,喧哗扰众,或者乱贴小广告。不欢迎指桑骂槐,更不准恶语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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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的微笑   

2015-01-15 11:57:34|  分类: 人间琐事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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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不算一个特别爱笑的人,但爸爸常笑。有时是畅怀的大笑,有时是会意的微笑,还有时则是恶作剧的坏笑。记得小时候,有一天晚上出去坐公交车。家住的地方现在熙熙攘攘,那时还是乡下,公路曲曲弯弯地从田野、牧场之间穿过,不宽的路上车很少。我们和大家在一起望眼欲穿地等车,好不容易,公交车的车灯从远处摇摇晃晃地照过来了。爸爸突然走到路中间,车灯的灯光照到他,把我急坏了。我在路边直跳脚:“爸爸、爸爸,你快回来呀,车车过来要把你压死的呀!”但就是不敢到路中间去把他拉回来。灯光越来越近,我越来越着急,但依然只是在路边跳脚,不敢到路中间去拉他。车车当然不会把爸爸压死,公交车减速进站了,爸爸一脸坏笑地走回来,问我为什么刚才不去救他。记不得我是怎么回答的了。这件事一直被爸爸记着,是他喜欢抖落的我的儿时趣事之一。

但爸爸是慈爱的,逗儿子玩只是那个缺乏欢笑的年代中的自娱自乐而已。那时文革,爸爸妈妈轮着上山下乡、斗批改、拉练、干校、学工学农学军,经常只有我一个人在家。有一阵,妈妈又下乡了,爸爸也快要下乡,决定让我跟妈妈到乡下住一段。他用带我去乡下看妈妈的名义,带我坐公交车,教我怎么买票,到哪一站,然后倒长途车,再要从田埂上走一段,最后找到妈妈的驻地。确信我记清楚了,带我回家。两个星期后,他也要下乡了,关照我要学着做大人了,要我自己坐车去找妈妈。我好像不知道害怕,一个人就按照爸爸先前的嘱咐,顺利地找到了妈妈的驻地。妈妈惊呆了,还在奇怪甚至生气中,这时看到爸爸远远地也走过来了。原来,他一路在暗中保护我。那时公交车前后门都能上下车,车上人多,我又矮小,也根本没有想到要看他,还信心满满地要“做大人”,就没有看到一路保护着我的爸爸。那年我三年级。

爸爸是长子,也是才子。爸爸小时候有很长一段时间和他的外公、外婆在苏州生活,他也在苏州高级中学读书,现在叫苏州中学,似乎是苏州的顶级中学,就在苏州文庙隔壁。那时的高中是学术上的荟萃之地,老先生们大多才高八斗,甚至恃才傲物。但爸爸的老师认定就他和一两个其他同学是考上北大、清华的料,后来果然也差不多。不过爸爸不是用功的学生。那年陪爸爸妈妈到苏高中重访,随后来到隔壁文庙,爸爸笑着指着大殿前朱红大柱旁的一个角落说,那是我冬天逃课晒太阳睡午觉的地方。那时文庙破破烂烂的,没有什么人,学校不门卫森严,老师也不抓出勤率,想逃课还真就逃课了。

爸爸和妈妈也是在苏高中认识的。妈妈原来在景海女中读书,后来景海并入苏高中,他们就成了同学。不过那时他们之间并没有多少关系,苏高中的人看景海过来的人好像中央军看杂牌军一样;景海本来是精英女中,对苏高中的土八路也看不入眼。据说中央军和杂牌军捐弃前嫌、一起编成革命军的不在少数,但爸爸妈妈不在其中,他们相好是后来的事。

爸爸考上北大学法语,主修法国文学。不过爸爸还没有入学,就发现肺结核,只得修养,这时从苏州回到上海。北大倒是保留了一年入学资格,但第二年延长一年后,第三年就不再延长。在养病期间,家里小,兄弟姐妹多,没有地方住,也不能把肺结核病传染给家人,于是爸爸给陈毅市长写了封信,说明情况,希望政府能帮忙解决一间小房子。后来市里竟然真的派人来了解情况,还真的在九江路分配给他一间小房子,但由于种种原因,最后也没有去。但在养病期间,他通过同学得知,另一个景海来的苏高中女生现在上海第一医学院读书,也因为肺结核休学养病。他们同病相怜,由怜生爱,最后互结连理,那当然就是我的妈妈。

大病初愈,妈妈回到一医继续读书,爸爸要重新考试才能回到北大继续读书,但家中负担太重,没有这个机会了。祖父是旧政府里最高法院法官,解放后属于可以改造的对象,在华东革命大学学习班接受改造,没有收入。祖母是小学语文教师,家里还有五个弟弟妹妹,生活非常拮据。爸爸决定放弃大学学业,找工作,帮助养家。这样来到徐汇中学。

这是上海滩上资格最老的中学之一。这是由天主教会建立的教会学校,与曾经号称远东第一的徐家汇天主教大教堂一墙之隔,校史比上海交大还长,据说台湾也有一个徐汇中学。老徐汇的一些人去了台湾,更多的人留了下来,其中当然不乏牛人。爸爸找到一份代课老师的工作,语文、地理,需要什么教什么。有一次,一个自称可以一篇古文连讲八堂课而学生不会打瞌睡的老先生病了,爸爸代了几次课。老先生自信回来时要收拾烂摊子,却惊讶地发现,学生们竟然十分眷恋那个瘦削、文弱的小帅哥代课老师。爸爸的名气从此打响,小有周折后,最后转为正式教职,那个年代的中学老师是一份很体面的工作,不容易拿到。爸爸由于教学出色,年纪轻轻就总是被安排教高中语文,尤其是高三,这是中学学术的最高层次了。这时爸爸其实比学生大不了几岁,我还跟他调侃,有没有女学生看中他,他又有点得意、又有点难为情地点点头,然后当然就没有然后了。

爸爸在徐汇中学一教就是四十年,从六十年代就担任语文教研组组长。文革开始时,才三十刚出头而且只有高中学历的爸爸竟然成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还好他既不是资产阶级,也没有时间反动,最后侥幸过关。回想起来,若是爸爸真的北大毕业,或许这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就坐实了。另外,他也不会与妈妈同病相怜,由怜生爱,也就没有我了。命运就是这样不可捉摸。

爸爸可能是最后一代名士派的中学语文老师。他上课不拘一格,天马行空,但也不是无轨电车乱开。他喜欢思辨,更喜欢带着学生和他一起思辨。上课对他来说,既是传道授业解惑,更是智力游戏。师生互游,其乐融融。学生喜欢听他的课,同事也想琢磨学习他的教学方法,但一个后来当教务长、校长、区教育局长的老同事、老朋友听了他一学期课后,得出结论,爸爸的上课是没法学的,因为他的教学是彻底的非结构化、非系统化的,有内在的逻辑和条理,但没有固定的套路,完全因时因事发挥。

他确实也有那么多东西可以发挥。爸爸酷爱读书,尤其是文史哲。爸爸记性极好,一肚子典故和人事渊源。他的文字功夫极深,喜欢钻研词源,还有一个生僻的爱好:古汉语音韵。这些东西在课堂上随手抖露一点,自然把高中生镇得五迷三道的。这当然是本事,但爸爸的本事不止于此。文革结束后,国家有关方面决定修订现代汉语词典,这应该是1980-83年的第一次修订。爸爸得知,针对吕叔湘、丁声树主编的原版,写信去提供了几条意见。编辑组负责人张教授(爸爸告诉我张老先生的全名的,但我没有记住)非常赏识。两人书信往来,张老先生还到上海来,两人相谈甚欢,甚至和爸爸商量,想调他去参加编辑工作。他说道,我只能帮你弄一个副教授职称,这也是一份清苦的工作,但是很有意思的工作,希望你能来。不过这工作要求举家迁徙到合肥。那时上海户口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东西,考虑到家庭,爸爸最后婉拒了。这之后,上海师范学院(现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也有意请他,给他副教授职称。那个时代副教授的含金量还是很高的,已经差不多是泰斗级了,新科正教授非神即仙,凤毛麟角。爸爸考虑到自己没有学历,到了大学好比鱼儿上岸,也放弃了。

这其实是符合爸爸的性格的。按照眼下流行的说法,他是一个任性的人。不过他不是有钱就可以任性,他是有学问就可以任性。学问对他来说是好玩的东西,而不是事业、功名的载具,著书立说更是不好玩的事情。有一段时间,他特别痴迷地质和生物,这对他是彻底没有用的东西,他钻研只是为了好玩。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文明史、宗教史、文人文集随笔这些“半有用”的东西更是当仁不让。家里的书从地上堆到天花板,床底下、床侧也堆满了书,甚至沙发、座椅上也是书堆,家里连走路、坐下的地方都没有,但他还是在不断地买书,杂志订了几十种。神奇的是,他的书堆得杂乱无章,但哪本书在什么地方记得清清楚楚,不管是王蒙还是萨特,只要有人问起什么人或事,他立刻就可以翻出一本书来,“这本书你拿去看看”,尽管有时要大动干戈找书。病重时,他还要我到家里找出两本李泽厚和两本梅里美带来。

爸爸还有一绝:他写得一笔好字。他字如其人,自成一体。方正中溢出不羁,随意中透出骨力。记得那时我在高中,他晚上改作业,抓我差,圈出作文里的错别字,我因此看到过很多他的学生的作文。几个最好的学生学他的字体,学得惟妙惟肖,通篇作文好像爸爸写的一样。学生模仿老师的字体,而且是不成流派的非主流字体,这或许是学生对老师最大的钦佩?

文革对所有人都是艰难的时代,但思想解放后,课堂变得有趣了,这是他教学生涯的顶峰。他跳出课本,找来大量优秀文章,语文课上成文学评论课甚至哲学思辨课。甚至放一段音乐,让学生用文字来描述音乐的色彩。由于太离经叛道,最后还惹来一点小麻烦。对于他来说,课堂就是他的画布,上课是艺术创作,不光要有主题、布局、功力,更要有创意、灵感和激情,只有这样才能画出灵动的画作。很多来看望他的老学生会提起当年课堂上他的一句充满思想火花的妙语警句,爸爸有时自己也奇怪,这是我说的吗?学生非常肯定地说,是你说的,我们还记得当时你的样子。区里指定他为中学教师导师团成员之一,他也带了好几个徒弟,包括区里派来的非本校老师,其中不乏后来成为学霸一级的人物。

但恢复高考后,应试成为高中教学的第一要务,学生甚至学校也一门心思追求考分和文凭,知识成为有价商品,传授知识成为商业业务,学习则成为挥金血拼。教书对爸爸逐渐成为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事情。指导高考复习对他不是难事,他的高复班也远近闻名,但教书不再有趣。退休后,他被返聘;老朋友、老同事办学,拉爸爸去,爸爸也去了,但最后还是彻底退休了。邻里有孩子慕名而来,请爸爸高复指导,他实在推托不过了,就收下几个,但坚决不收人家的钱。实在推不过了,收一包糕点,作为尊师的心意。

说起来,我甚至算不上爸爸的学生,不管是在正式意义上还是非正式意义上。爸爸一辈子酷爱文史哲,但同时坚信这是没用的东西,坚决不要我学文科,自然也谈不上灌输甚至指点。我从小到大的语文、作文他彻底不管不看,唯一一次指点,是我自己高考的时候。那是1977年,高考恢复的第一届。那时我中学毕业,5年半小学(秋季班转春季班,所以有个半年)加4年中学(不分初中高中),得益于教育革命,“抄一遍也是好的”,更有张铁生、黄帅的好榜样,根本没有读什么书,作文更是“东风吹,战鼓擂,当今世界上究竟谁怕谁”,全无章法,或者说是低级八股。爸爸自己与大学错肩而过,自然希望我不要重复他的遗憾,但对我有期望,没压力。我也不知天高地厚,根本没有想过考不上大学的事情,幸好我是幸运者,稀里糊涂之中就走过了那座独木桥。

高考复习对我真是业余时间的事情。我的中学其实在1976年春天就算毕业了。那时人人都要在家待业一年,我也不例外。妈妈是大学校医,家里就住在大学园区,邻居、熟人大多是大学老师。那是工农兵大学生的年代,起点较低,一年级基本上在补高中数理化,我们几个小朋友就坐到后排蹭课,反正老师都是熟人。家长们倒没有多少远见,主要是怕我们无所事事闯祸,给我们一点事情做做。虽然都在大学园区里,也不是所有人家都是书香门第,记得其中一个小朋友的爸爸是电话间的电工,还有两个是教务处和工务科的职员,不记得有大学老师的孩子。对于上课的大学老师来说,有人听他们的课,而不是揪着他们斗私批修、改造思想,高兴还来不及呢。

然后恢复高考了。这时我也结束待业,在食品加工场做皮蛋、咸蛋。白天要上班,做皮蛋咸蛋,单位里一个老右派大学生偷偷放水,让我干得差不多了就自己去看书复习,想起来,真是很感激他呢,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由于前面听课的一点点底子,数理化高复就是找熟人老师指点一下,也就是几个晚上的事情。语文就由爸爸自己补习了。不知道爸爸哪里来的信心,丢给我一本《中学语文教学参考资料》,让我自己看,有问题就问他。这是教师手册一样的东西,不比如今的iPad厚,大小也差不多,小小的一本,讲点中心思想、段落大意、遣词造句等语文基本知识。我看了好像没有什么问题,记得那时还在想:把这书直接发下来给学生,不就大家都可以节约时间,省得上课时绕来绕去又讲不清楚,还搞脑子。爸爸不放心,问了几个问题,看我蒙擦擦似懂非懂,但高考可能是够用了。其实爸爸这完全是跟着感觉走,这是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谁也不知道到底多少算够用。

语文的大头永远是作文。爸爸找来两篇报上的文章,认为既紧跟形势,文字也可以作为范文,于是要我精读,然后用两个小时帮我分析,再要我按照同一体裁和标题,另写两篇作文,写完后点评修改。这就是他对我语文辅导的全部。说来也巧,实际高考语文的作文题有一篇和爸爸的选文很相近,我轻松愉快地就写完了。其他语文题目也很简单,没有费多少周章。记得高考时,窗外农田高音喇叭里在放小提琴曲《创业》,我还歪着脑袋听了一会儿。

那时流行广播里教英语,电视里还有彭文兰,但9寸黑白电视都是稀罕物件。爸爸的法语自学到能看小说的程度,英语也不错。他想我学英语,但从来不逼,而是随我。不过他找来一本高尔斯华绥的《苹果树》,中英对照,薄薄的一本,让我把英文抄写一遍。只要抄写,不求逐字逐句理解。我来得正好,中文部分看了个滚瓜烂熟,英文部分只是抄写。一遍抄下来,英文没有多少长进,不过英文字母写顺溜了。他还有一本文革前的傅雷翻译的法国丹纳《艺术哲学》,说是我16岁时必读书,但我是到了大学才看到,问他为什么改主意,他说我16岁时还是文革末年,这种书少看,他不想给我招惹麻烦。

很多年过去了,我已远涉重洋近30年,爸爸也早已远离教书育人的行业,但读书癖好依然不减,家里的书更多了。拖线板在书堆里穿来穿去,我真担心哪一天老电线漏电起火。爸爸不教书了,但学生没有忘记他,有些现在已经70多岁了;老朋友没有忘记他,几十年的老交情,早已超过同事关系,经常有活动来叫上他。退休后,他也重新拾起京戏的爱好,在上海高校京戏聚乐部里颇有名气。说起来,爸爸的教授朋友们不局限于唱戏朋友,妈妈大学退管会组织的旅游爸爸有时也参加,老教授切磋李亚普诺夫稳定性、克劳斯反应的话,爸爸当然插不上话,但他对名胜、人物的典故、解读、点评也常把学富五车、桃李天下的老教授们唬得一愣一愣的。不过爸爸不光和老教授们处得好,和菜场、垃圾回收站的劳动人民也处得一样好,但这是题外话了。

爸爸的老生唱得特别好,打板也特别有味道。有一年,我们一家三人在莫愁湖上泛舟,爸爸兴致来了,拿腔捏调地大吼一声:“吾船在江,如履平地”。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这应该是《火烧赤壁》里曹操的台词。我素不喜欢京戏,也不由得叫一声好。这一吼里尽显曹操的威风、得意和对胜利的信心满满。爸爸对文史哲依旧痴迷,但地质生物放弃了,把那劲头用到京戏里了。爸爸常年高血压,家里人都担心他,别京戏唱得太投入了来一个中风什么的就不好玩了。但爸爸是一个任性的人,玩票就要尽兴,照样攒足中气,唱得不亦乐乎。

唱京戏倒是没有唱出蹊跷,但爸爸最终栽在吸烟恶习上。爸爸吸烟是文革开始的,此后越吸越凶。妈妈和他不知道吵过多少架,但爸爸就是恶习不改,这也是他任性的一个方面。巴西世界杯足球赛看完后,爸爸突然觉得胸闷气急,竟然连平日一天三次的上下楼梯都费劲,要半道歇息才能走上三楼。到医院检查,发现胸腔大量积水,肺部有占位性病变。进一步检查确认,肺癌晚期。

这些年来,我每年都要回上海,父母都老迈了,要多看看。妈妈喜欢旅游,但爸爸是大象屁股推不动,他宁愿在家里看书神游。但他给我面子,每年回上海,总能拉上他一起出门旅游,乌镇、苏州、南京、重庆和三峡。每到一个地方,他喜欢做的事情就是点评各种厅堂前的对联,大多都能被他看出大小不等的毛病,尤其是那些新修的假古董。他也点评书法,但更喜欢解读对联或者字碑里的典故,还有生僻字的词源,越是生僻的越来劲,而且似乎不大有难住他的。要是旁边围上一堆人听,那就更高兴了,一定是找回了当年课堂上的感觉。除了高考复习那一段,这也算爸爸对我讲语文最多的时候了。

这两年我和妻子也每年夏天出门做一次大旅行,巴西世界杯的时候正好在土耳其和俄罗斯。出门前,和朋友聊起,得知他刚带着老人在美国自驾游,既看到地方,老人也不累。我突然想到,何不明年请爸爸妈妈到法国?爸爸对人文景观比名山大川更有兴趣,法国文学没有读成,但对法国还是有特殊感情,不仅熟悉莫泊桑、普罗斯特,也熟悉莫奈、德拉克洛瓦,还有一段时间和我一起痴迷柯布西埃。我兴冲冲地开始规划路线,巴黎的博物馆不用说,拿破仑的枫丹白露,吉文琪的莫奈花园,香蒂耶的孔代亲王府,萨伏瓦的柯布西埃别墅,我甚至找到凡尔赛附近的一个乡村豪宅旅馆,打算旅游回来就跟爸爸妈妈说,可是我晚了一步。

这几年,我和爸爸妈妈每星期都要通电话,出门在路上就不大方便打国际长途了,所以关照女儿给爷爷奶奶打电话,他们也想听到孙女的声音。我是在路上发email的。正巧我这一天晚上做了一个奇怪的梦。爸爸是一个任性的人,平日不修边幅,但是在梦里,爸爸穿着笔挺的浅色长呢大衣,胡子刮得干干净净,头发梳得一丝不乱,甚至人也年轻了,好像才三十多岁。爸爸站在不明不暗的灯光下的街角,好像好莱坞老电影里的镜头一样。爸爸没有说话,对我奇怪地微笑着。我快步走上去问他为什么这样微笑,他到底要告诉我什么。这时,一辆锃亮的黑色大林肯无声地驶来,在爸爸身边停下。爸爸上了车,林肯开走了,驶向黑暗的街道。爸爸在林肯的后窗里继续看着我,继续那神秘的微笑。我从梦中惊醒,不敢想象这是什么意思。通常女儿很快就会回话,告知做了还是没做,但这一次没有。我告诉妻子这个梦,她要我别瞎想,然后正梦反梦分析了一番,这事也就不了了之了。两天后,女儿回email了,和爷爷奶奶打过电话了,他们很好,我也就把这梦置之脑后了。现在想起来,做梦正好是世界杯的时候,爸爸病症发作的前夜。

小时候,我和爸爸的话并不多,他喜欢他的文史哲,我喜欢我的飞机大炮,有交集的话题不多。另外,都说女儿和父母亲,大概是因为女儿只要能讲的话都会对父母讲,但儿子则是能不讲的话都不讲。长大了,我忙于学业生计家庭,也没有时间与爸爸多交流。但这几年来,我们的话越来越多,每周电话从开始时的二十分钟到后来的一小时也说不完。他也喜欢看我写的东西,尤其是是《蓝色的浪漫》。我问他,要是我是你的学生,你会给我的作文打多少分,有80分吗?他说,那肯定不止。不过背地里,他确实把我写的东西在老朋友中间散发。这是老子对儿子的偏心。他还喜欢看我写的乌克兰系列,甚至连F-35的书也看了几段。不过在很多事情上,我们的观点针锋相对,儿子有时候毛躁起来还要教训老子几句,但我们越来越亲近了。

俄罗斯回来的当晚,我给爸爸妈妈打电话报平安,我们回来了。没料想,他们刚从医院回来,得知肺部占位性病变的坏消息。人总是心存幻想的。爸爸有肺结核病史,近年来也多次肺炎发作,但接下来几天 ,最坏的预想得到证实,我马上赶回上海。这是我一生中最困难的时光,从来也没有感到这样无助过。爸爸很坦然,我们谈得很多。堂妹正好从银川来上海,堂妹夫是烧伤外科的一把刀,正好老同学在肺科医院当主任医生,这样住进肺科医院。但诊断下来,爸爸的年事已高,肺癌已经四期,手术、放疗、化疗都不建议,靶向后来也排除,这样就等于放弃治疗了,只有出院。姑妈大力奔走,最后联系到一个养老院,姑父和其他亲戚都帮了很多忙,救了我的命。爸爸妈妈一起入住养老院,妈妈陪伴着爸爸走过人生最后的时光。我第一次到这个养老院的时候,吃惊地看到,门口停放着一辆黑色的大林肯。车子已经很旧了,脏兮兮的,轮胎已经瘪了,很旧没有开动了。上海的林肯不多,但在这里看到了一辆,使我心里百感杂陈。

在养老院里,我每星期打两次电话,但爸爸的话越来越少,说不了几句就要咳嗽,喘不上气来。可能是由于病情的缘故,他听我高谈阔论的兴致也低了。有一次说到俄罗斯的时候,他直接对我说:我现在对这个话题没有兴趣。渐渐地,“近来好吗”成为越来越困难的话题,老是谈天气也不是个事,我们的对话逐渐艰涩,我们都对此很难过。但我提到香港占中的时候,爸爸对这个话题感兴趣,可还是更多地听我在说。圣诞前不久,中国举行南京大屠杀国祭,爸爸看到铭文,在电话里跟我解读了好久,还兴致冲冲地改动了一点,确实感觉比原文的韵律气势更好。这是爸爸和我的最后长谈。我的假期已经用光了,只有过了新年才能再回上海,但妻子和女儿过了新年倒又要开学上课了,于是只有她们俩在圣诞期间先回来,我过了新年再回来。爸爸看到孙女特别高兴,说了很多。她们走后,爸爸的情况急速恶化,我到上海的时候,爸爸只是抬头看看我,已经说不动话了。门口的大林肯不见了。1月11日,我回来的第四天,爸爸走了。

爸爸走得很平静,像睡着了一样,没有很多肺癌患者的全身剧痛。天惜英才。我似乎看到爸爸在远去的林肯后窗里,留给我他那蒙娜丽莎般的微笑,神秘,永恒,使我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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