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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枫小苑

来的都是客,相逢握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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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晨枫  

西西河水浪打浪,一浪打到网易上。我本是喜欢纸上谈兵的一介草民,在西西河那边开了一个小铺子,这是海外华人的一个精神家园。我是一个一坐下来就不动窝的懒人,但架不住友人的邀请,到网易也开了一个茶摊。阿庆嫂是怎么说来着:来的都是客。希望您能喜欢我这小号。来来来,先握一个手! 当然,主有主规,客有客道。请勿随地吐痰,喧哗扰众,或者乱贴小广告。不欢迎指桑骂槐,更不准恶语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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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的书  

2015-01-19 10:55:53|  分类: 人间琐事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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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爱书,爱书如狂。他这一辈子,没有太多特别在乎的事情,唯独藏书像性命一样。记得小时候,家里经济条件不好。爸爸妈妈虽然都有不错的工作,具有相对那个时代不错的收入,但爸爸要帮祖母养家,手头并不宽裕。祖父在文革初期就不堪迫害,像那时很多人一样甩手走了,留下尚小的孩子。爸爸是长子,已经工作结婚生子;两个弟弟去了大西北,自己生活也艰难得很,顾不上多帮家;三个妹妹尚未成人,还在读书,祖母一人抚养很吃力。爸爸每月接济,后来成了习惯,到姑妈们都成家立业了也没有停止,当然那时已经从养家变成孝敬了。

即使这样,爸爸还是买书,当然没有后来那样潇洒。记得小时候,我像很多同年龄的男孩一样喜欢钻床底。家里地方小,床底下反倒成为孩子们的私密空间。我们对低矮并不介意,但这一片“属于我们”的空间很使我们兴奋,钻进钻出,乐此不疲。但我只有到邻居家去和邻居儿子钻他们的床底,因为我家的床底已经堆满了书。家里一是地方小,摆不开放书的地方,只有利用床底;二是那个特殊年代,知识越多越反动,不想在外面看得见的地方堆放太多的书,不想惹来资产阶级思想的麻烦。

不过家里还是有一个竹书架的,架上自然摆满了书。毛选肯定是要放的,其他书我就不记得了。不过爸爸有一个包书的习惯,新买一本书,喜欢找一张纸包起来。他包书很讲究,平平整整,服服贴贴,然后在封面上写上书名。我跟着他,也开始包书,甚至有一段时间包出花样,书页的角落上可以包出额外的三角形护套,现在已经忘记是怎么包的了。

爸爸包书用牛皮纸居多,但什么好一点的纸都用。最“高级”的当然是单面印刷的铜版纸,方面洁白,挺括,光鲜。不过铜版纸包书有时候并不好,折了以后容易起毛边,容易磨损。还有一个问题是不吸墨水,不容易写上书名。我读大学后,那时刚开始使用计算机,还是用穿孔纸带输入程序、宽行打印机输出计算结果的年代,修改程序是用小锤和黑色胶水纸在纸带上直接修改,这是题外话了。宽行打印机打印起来惊天动地,一尺多宽的打印纸像瀑布一样奔泄而出,一会儿就一大叠。打印纸的质量很好,不舍得用作草稿纸,就给爸爸包书。爸爸舍不得多用,到现在还有一些留着。

包书的缺点是,把书立起来在书架上码放时,书脊上看不见书名。包好书后再写书名太不方便,包书前又不好定位,包一遍拆开写好再包,总是没有第一遍包好时服帖,所以通常不写。但这样找书就很不方便。爸爸包书,不知道是纯粹爱书,还是也有特殊年代遮人眼光的因素。书架上包的书多了,只看到很多书,除非抽出来,否则是看不出是什么书的。我早已不包书了,但爸爸一直保留包书的习惯,不过后来也不每本书都包了。

爸爸买的书很杂。对他来说,没有学术书和杂书的差别,都是讲好玩的事情。爸爸记性很好,我则最喜欢抓住他记忆失误的地方。小时候老子逗儿子玩,还不兴大了后儿子逗老子玩?有一次,爸爸把“波浪”说成“坡浪”,对于从小就被他抓错别字抓出心病的我来说,自然像小狼叼到鲜肉一样死咬不放。爸爸不愿认输,争辩说古汉语里“波”是可以念成“坡”的。我不上这个当。翻出新华字典为依据,而他一时翻不出古汉语读音的依据,急得满脸通红。还有就是重庆中美合作所美方负责人梅乐思到底是什么军衔的问题,爸爸记得是少校,我翻出一本书,上面写着梅乐思是少将。爸爸只得悻悻地争辩说,开始时,美军顾问团的等级很低,军统的戴笠也才少将,中美合作所只是军统的下属,梅乐思不可能是少将。几十年后,我们有时还要把梅乐思问题拿出来开练一番,当然已经不再争输赢,更多的是重温旧时。我还是没有确定梅乐思到底是少将还是少校,不过看来爸爸或许是对的。

爸爸看书有一个习惯,喜欢划出重点,而且是用红墨水。他的书划满了红道道,对我来说,看起来反而分心,很不喜欢。他还喜欢在空白的地方写评注,有时是有感而发,有时是增补典故,还有时是纠错。有的是文字错误,有的是史实错误。不过一直到现在,我们还是没有在阅读兴趣上取得统一。他喜欢他的文史哲,我喜欢我的飞机大炮。我很少看他的书,也对于纯文科治学的社会价值不以为然。爸爸对此又有点伤心,又有点欣慰,他到现在还是认为没让我学文科是对的。

日子是越来越好过了。祖母那边早就不再需要爸爸帮助养家,祖母早就说过爸爸不必再每月给钱了,只是出于习惯,爸爸还是继续,但已经不是养家钱,而是祖母的零花钱了。祖母儿孙满堂,早已过了艰难时代,这时也根本不缺零花钱,但这已经不重要,这是心意。相信很多家庭都是这样的。改革开放后,我考上大学,然后考上研究生,也自立了。工作单位里开始加工资,开始时是五元十元一加,后来几十元上百元甚至更多。爸爸退休前高复班的外快也是一笔收入。退休之后,继续加退休工资,收入反而大大超过工作的时候。手头松动了,爸爸买书的胃口越发膨胀,家中藏书只能用指数上升来描述,走路、坐下都困难。我回上海看爸爸妈妈,开始时还能在家里加一个行军床睡觉,后来连架行军床的地方都没有了,只能到附近找旅馆睡觉。

肺癌晚期确诊后,爸爸说道,我这辈子很好,没有什么遗憾,唯一可惜的是这些书。爸爸抽烟历史很长,咳嗽厉害有很长时间了,年纪大了,半夜起夜也不方便,尤其是冬天,所以常常和衣坐在沙发上睡觉,夏天则换成他心爱的藤椅。都很旧了,但舍不得扔掉,一直用着。住进养老院前的最后一晚,他也是这样,坐在藤椅上一晚上,坐在心爱的书中间。我们都知道,爸爸这一去,是不会再回来了。那不光是在和老朋友告别,也是在和生命告别。

好在徐汇中学图书馆同意接收爸爸的收藏。当然,统统装回去后,会筛选一下,不会都留下。那也好,总比都当作废纸回收处理要强。徐汇中学派了四个人,带上25个纸板箱子,结果一半都没有运走,还要来第二次。目测一下,这些书加起来怎么也得好几吨。

大部分书刊都捐走了,但留下两个书架,否则就家徒四壁了。还有就是爸爸床底下的书。这床还是爸爸妈妈结婚时外公送的,用棕棚(确切低说,“棚”发音为“帮”)就是周边木框、中间用棕丝张网。据说这在过去算是好的,比木板床要更有弹性。问题是棕丝丝要老化的,棕网松弛后,睡觉就滚到一起去了,所以要定期翻新。还有一种藤棚,用藤皮丝代替棕丝。记得小时候,不时会有匠人串街走巷,吆喝着“棕棚修伐,藤棚修伐”。这样的匠人如今早已绝迹,人们大多用木板硬床或者过去称之为席梦思床的软床。但爸爸不愿意丢弃充满回忆的老棕棚床,问题是几十年下来,棕丝都烂了,床棚瓦解了。但爸爸有办法。不是床底下已经堆满了书吗?索性再垫高一点,再多垫几条棉花胎,床棚瓦解就不碍事了。这样一来,现在反而不便把这些书抽出来,否则床就垮台了,眼下还不能垮。床边也是从头到脚堆起里外三层、一米多高的书刊。靠墙一面本来有一条进出通道,索性从地上开始堆书,否则床架子怕是都要压垮。在爸爸还睡床时,就是这样,睡在他的书上,睡在他的书中。

爸爸藏书不讲究版本,没有什么珍本、孤本、绝版、特版,他看中的是书的内容。除了有一次“发豪兴”,买了一套阿兰·普洛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外,爸爸的藏书不大有名家大作,更少多卷全套统一装订的大部头,基本没有《xx大全》。记得八九十年代有一阵子流行家里摆上几排书,以显家学,爸爸尤其不屑这种摆谱。如果用宴席作比喻,爸爸不喜欢满汉全席,更喜欢小巷深院里的私家菜。他的很多收藏都很冷门,甚至不是书店里买的,而是直接到出版社去订的。这些也是爸爸最恋恋不舍的。

现在,爸爸走了,爸爸的书也走了。爸爸嘱咐,不开追悼会,遗体捐献,让残躯再做一点有用的事。爸爸的书捐献到了工作一辈子的徐汇中学,希望能得到更多人的把玩,使更多人得益。书是具体的,但书更是智慧、见闻、情感、思绪的载体,而智慧、见闻、情感、思绪像灵魂一样,是不灭的,是出世的。或许,爸爸和他的书在天堂里会再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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