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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枫小苑

来的都是客,相逢握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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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枫  

西西河水浪打浪,一浪打到网易上。我本是喜欢纸上谈兵的一介草民,在西西河那边开了一个小铺子,这是海外华人的一个精神家园。我是一个一坐下来就不动窝的懒人,但架不住友人的邀请,到网易也开了一个茶摊。阿庆嫂是怎么说来着:来的都是客。希望您能喜欢我这小号。来来来,先握一个手! 当然,主有主规,客有客道。请勿随地吐痰,喧哗扰众,或者乱贴小广告。不欢迎指桑骂槐,更不准恶语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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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的问号   

2015-11-22 12:41:46|  分类: 谈古论今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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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大选结束了,自由党出人意料地获得多数党地位,贾斯汀?特鲁多当选。在这次大选中,自由党、保守党、新民党三国鼎立,平分天下,一直到最后一刻,一般估计还是自由党有可能获胜,但顶多是少数党政府,最后出现自由党大胜,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这基本上是由于新民党的选票大部分倒向了自由党。在选举前夜,就不断有“战略投票”的呼吁,也就是说,如果不能确保自己希望的政党当选,那就投票确保自己不希望当选的政党不能当选。如果用上马、中马、下马的比方,上马是自己希望当选的当,下马是自己对反对的党,而中马是相对不那么反对的党,在如果上马肯定当选不了,那就把票投给中马,把中马推上台去,确保下马不能当选。

如何投票是选民的民主权力,但“战略投票”是否符合民主的意图,这是值得商榷的。真正的民主选举应该所有选民都把票头给心中的上马,然后由所有人的选票决定究竟谁当选。鼓动战略投票是利用民主规则操纵选举,但这引出更大的问题:什么才是民主?如果说民主民主,人民做主,那谁是人民呢?

加拿大选举法规定,18岁以上的本国公民拥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各国的相关法律在这一点上都差不多。问题是,18岁只是公认的可以生儿育女的生理年龄,与心理年龄无关。16岁心智成熟的人或许在国家大政问题上比86岁老年痴呆症患者更有独立和有意义的见解,为什么前者不能选举,而后者依然有选举权呢?已经在这个国家生活和纳税了几十年的永久移民和已经在国外生活了几十年、不向加拿大纳税的人,为什么前者不能选举,而后者依然有选举权呢?

实际上,这都归结到选举权资格的两个问题:

1、      选民应该对国家有贡献,通常反映在纳税上,没有贡献就没有选举权,但什么样的贡献“算”,什么样的贡献“不算”?

2、      选民应该对国家大政的有意义和独立的判断和对政党政纲的理解,谁才有这样的独立判断和理解?

年龄与公民资格都是为了简化选民资格而采用的判据,实际上与民主关系不大。在画地为牢的过去,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就是公民,公民与纳税者可以大体划等号,所以没有永久居民和移居海外的公民这样的概念,这是公民资格制度化与人口流动两相结合以后的产物。与此相关的还有非法移民概念,“五月花”号船上下来的垦荒者肯定是没有签证的,但他们那个时代根本无所谓合法移民还是非法移民,你能到达北美就是合法的,而且没有移民监的时间限制,要落地多少年后才有公民权。公民资格作为选举权的要求之一实际上是“天赋人权”概念的产物,既然是天赋人权,那就是无差别的,那就是一刀切,但这一刀还是要有一个切法,毕竟还是有一个“我们”、“他们”。也根据这个原则,所有在美国出生的人都具有美国公民资格(这只是简化的说法,具体还有很多细节)。

对于心智状态要求,这就更难界定了。婴幼儿肯定心智不足,不足以决定国家大事。但什么状态下的成年人才算心智成熟呢?在太多的选举中,出现过选民被收买,或者被政客的低劣表演所欺骗,这肯定不是政治心智成熟的表现。这好比国家旅游局的新规定一样,不合理低价旅游事件中,旅游社和游客双方都要承担责任。在雅典民主中,只有奴隶主和“公民阶级”才有选举权,奴隶是没有选举权的,奴隶主和“公民阶级”有教育,有见识,这正是雅典民主对选民资格的考虑,这是精英民主,但这显然是不符合思想启蒙后关于民主的天赋人权概念的。在现代社会里,也基本上没有办法实现选民心智资格标准这样的东西,但这不等于这个要求就不存在了,因为“不够格”的选民的这一票选出来的只能是有缺陷的民主政府。理想民主应该是建立在全民精英化或者精英全民化的基础上的,但现实离这很远。精英民主也有精英民主的问题,谁才是精英?精英的标准和认证由谁决定?天赋人权的概念怎么办?

即使不考虑选民资格问题,选票式的民主也有本质的纠结。成功的民主要有三个要素:

1、      主流民意之间不存在本质的、不可调和的冲突

2、      少数族群要接受和尊总多数族群的选择

3、      代表多数的执政党要尊重和兼顾少数的利益

这三条缺一,民主就容易出现问题。

主流民意存在本质的、不可调和的冲突是民主的基础,民主的关键在与妥协,但在无法妥协的议题上,民主是无能为力的,强行用一人一票的方式“民主解决”,结局是更大、更深的族群分裂。比如说,以色列政府试图把以色列永久定性为犹太人的国家,要用宪法形式固定下来。以色列现在还是犹太人多数的国家,但以色列国内是存在阿拉伯人少数民族的。这些是以色列建国时没有离开的阿拉伯人,不是被占领土地上的阿拉伯人,那些人的国籍和管辖是一个国际法的难题,这是另一个话题。由于出生率的差别,阿拉伯少数民族有望在可预见的将来超过犹太人。以色列阿拉伯人是以色列的合法公民,反对把自己的国家界定为犹太人的国家,而自己永久性地成为二等公民。但犹太人中一部分正是看到未来被阿拉伯人口淹没的危险,所以急于推动“犹太人的国家”问题。这一问题现在搁浅了,但要是强行用一人一票的方式“民主解决”,结果只能是更大、更深的族群分裂。

第二个问题与第一个是相关的,但更处在“不可能妥协”和“不愿意妥协”之间。比如说,美国国会多数不断在两党之间轮流,两党都同意必须控制财政开支,但在如何做到的问题上具有深刻分歧,而且两党都拒绝妥协。其结果是,奥巴马政府期间,美国创造了因为两党顶牛、预算通不过而迫使(或者几乎迫使)政府停摆次数的记录。这肯定也不是成功民主应该出现的事情。印度民主受到碎片化的拖累,也与此相关。

代表多数族群的执政党偏袒“自己人”而罔顾少数族群利益同样有害,这只能激发少数族群对多数族群利益的抵制和破坏。在民主的环境下,等待翻盘,“补偿损失”;在非民主的环境下,就可能出现暴力抗争。更小的事例就更多了。远的不说,加拿大自由党上一次黯然倒台,就与利用职权把肥缺、肥约交给自己人有关。这些都还算“小事”,民主当选的执政党压迫少数族群的事例多了,美国的排华法案、战时关押本国日裔、加拿大的印第安人住读学校等,都是事例。

从政党竞选来说,要突出与众不同,必须强调差异而不是共同点,有的时候不惜制造议题。在加拿大大选中,保守党抓住一个穆斯林妇女在宣誓入籍时拒绝除去蒙面为理由,制造议题,并试图将“野蛮文化行为”(barbaric cultural behavior)列入刑事犯罪行为,这些确实有民意基础,但也极大地偏离了人们关注的国家大政主题。在这一点上特鲁多职责哈珀一点没错:哈珀不致力于打造族群和谐,反而制造族群分裂。哈珀自食其果。至于各国议会中为反对而反对、把党争置于国家民众之上,这样的事例就太多了。

还有就是民意与领袖的互动。成功的领袖当然要代表民意,但成功的领袖更多的是领导民意。在二战初期,美国孤立主义思潮盛行,民众拒绝参与欧洲的战事。罗斯福发表了著名的“炉边谈话”,如果邻居家的房子着火,你是先把消防水管借给邻居,等把火灭了再算帐,还是坚持先算帐,而不惜让火蔓延过来把你的房子也烧掉?罗斯福成功地说服了犹疑不前的美国民众,通过的了租界法案,一步一步地把美国带入了二战。罗斯福做的无疑是正确的,但这算是启发民意呢,还是操纵民意?更近的例子的结局就不大好,小布什在国会、联合国控诉萨达姆囤积和制造化学武器和核武器,是全人类的威胁,结果美军打进去,什么罪证也没有发现。这是领袖误导民意的结果。那领袖与民意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但是反过来,要是主流民意相当一致,少数族群因为需要放弃的东西不多而甘愿服从多数,多数族群也因为需要妥协的地方不多而照顾少数,各政党精诚合作,这当然很和谐了,但选举那个党也就差不多了,半斤和八两的差别。那兴师动众的选举的意义又在哪里呢?

即使一个政府成功地通过民选上了台,在和平时代,政府最大的职能是发展经济,保障人民福祉,说俗点,就是税收、开支和债务管理的问题。政府是变不出钱来的,不算贪腐浪费这些事情,政府的钱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多取多用,少取少用。这个道理不复杂,但到了做的时候,就复杂了,尤其在经济低潮和高潮的时候。经济低潮的时候,就业不振,政府常用举债的方式超前消费,刺激经济,目的是把经济拉动起来,才有偿还能力,比如修路造桥、鼓励新兴产业等;另一方面削减开支,尽量降低债务的增速,这造成公共建设的选择性欠债,比如学校、医院、社保服务等。民意对前者总是欢迎的,对后者总是反对的,但考虑到经济低潮的现实,不得不接受。

问题是等到经济高潮来了,低潮阶段积欠的事情都要还债,原有的刺激手段还不敢轻易撤销,怕影响经济恢复。这些都还好说,问题是低潮时积欠的债务,继续只付息、不还本,可以腾出开支能力来补偿低潮是削减的学校、医院、社保服务开支,毕竟“全社会”都在强烈要求政府分享经济高潮的红利,但这样做,债务清偿就要等到“以后”了。“以后”没有到来,下一次经济低潮反而来了,然后重复上一次的循环,债务越积越多。到了一定的程度,慢说还本,连支付利息都成了问题,尤其是中央银行由于某种原因而需要提高基准利息的时候。比如说,加拿大在80年代积欠的联邦债务很高对美元的汇率很低(其实只比现在低一点点),而美国经济强势,造成美元资产大量流入加拿大,引起输入性通胀。加拿大中央银行的对策是提高利率,基准利率一度达到10%以上,房贷和汽车贷款动辄14-16%。这对加拿大的联邦财政是致命的,最高峰是,60%以上的联邦预算都用于支付债务利息,根本无力用联邦财力“做点事”,连进一步举债都不行。

加拿大80年代的联邦债务是老特鲁多时代积欠下来的,他以政府强力刺激和增加福利开支为口号,成为加拿大现代史上当任时间最长(中间有4个月的保守党少数党政府)、影响最大的总理,也同时使得加拿大从迪芬贝克时代的低债务变得债务累累;现在小特鲁多再次忌起增加开支的大旗,在克里钦-马丁到哈珀时代降低联邦债务之后再次赢得民意,儿子是否会重复老子的作为只有等时间证明了。这一切都是民选政府顺应民意的结果。

民主就是一人一票吗?民主就是天赋人权吗?民主就是多党选举吗?民主究竟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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